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

    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

    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

    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

    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

    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分量。

    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

    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

    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

    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

    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

    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

    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

    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手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

    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

    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

    ”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

    我绝望了。

     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

    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

    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

    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

    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

    ”就进城去了。

    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

    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

    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

    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

    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

    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

    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

    ”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

    ”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

    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

    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

    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

    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

    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

    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

    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

    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

    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

    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

    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