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世，命理学的存续与废止成为一大重要议题，而这门学问本身的精深粗浅、纯正驳杂，尚且是其次的问题。

     乙卯年（1915年），我不自量力，轻率地提笔写作，着成《命理探源》八卷，采用木版刊印、线装装订的形式。

     书中从唐代到清代，各位先贤的学说，我都择要收录，本意是想与海内外的贤达之士，共同探讨命理学的存废问题，至于内容的精粗纯驳，实在未曾过多考虑。

     没想到丙辰年（1916年）夏天，书籍刚一出版，上至当代权贵名流，下至天下的士人和商人，以及国内外各学校、各图书馆，纷纷写信索要、作价购买，纷至沓来。

    过了三年到戊午年（1918年），上海大书局出版《命理易知》。

     又过两年庚申年（1920年），《命理菁英》出版。

     这些书似乎都以我的着作为蓝本，却对内容进行了删改割裂。

     又过一年辛酉年（1921年），上海有四家书局，竟然将我的原书整个翻印，连名称都未更改。

     不几年间，上海命学苑的《新命》、房陵邓毓林的《命学发微》、古闽陈杰生的《命理商榷》、衡阳邹文耀的《子平术要诀》、水绕花堤馆主的《滴天髓新注》等，也如风起云涌般先后出版。

     由此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命理学，内心是有保存而不废止的观念的。

     我的着作自丙辰年（1916年）出版到辛卯年（1951年），转眼已三十六年，销售数量之多，何止万千。

    而我也虚度岁月，年龄已过七十。

     参照商汤王浴盆上“日新”的铭文寓意（寓意不断革新），怎能不稍加改变？ 因此，我谨将旧版重新改编纂写，凡是先贤的着名论述，向来为我所信服的，如《论贵贱》《论贫富》《论寿夭》《论性情》《论疾病》等篇章，都加以增入。

     又将我多年经验所得融入其中：论命不可拘泥于年月日时的四柱八字，而应当以命宫、小限、流年、大运这四个部分的干支，合成十六字，才可分辨五行之气的盛衰、宜忌。

     然后根据强弱多寡，调和补充，判断人生的穷通得失。

     虽不能像烛照般清晰、计数般准确，却也不难做到十有七八的应验。

     若再参考山川风土、家族德行，以及出生时的风雨阴晴，则更能丝丝入扣，洞察如燃火般分明。

     至于论命说理，古籍侧重使用“六神”（正官、偏官等命理术语）的名词，其本质形态不明确，初学者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