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我学的我都去学，她把我教得很好，她是那样阳光开朗、善良温柔，我曾经以为，世界好像还行。

     我知道自己从小就聪明，我自学了很多技能，读书的同时帮她一起养家糊口，她高兴地说我以后一定能成为大科学家。

     她的功夫还特别好，虽然我没见过她主动打人，但是她和别人打架从来没输过。

     她问我以后想做什么，我想了想说，想成为能赚大钱的人。

     她笑了笑，说好啊，那我可以当你的保镖。

     我说我才舍不得，姐姐以后就当我的老板，我赚的钱都给你。

     她笑得更开心了。

     为了我的药，她打了很多份工，每天都很辛苦很辛苦，她的钱几乎都花在我身上了。

     我们像是泥沼里生出的一对蘑菇，她是大蘑菇，庇护着我这朵小蘑菇。

     十八岁那年，我突兀地开始吐血，昏迷，迅速消瘦下去。

     基因病爆发了。

     她急得团团转，四处碰壁之后跑到七区拦住了正在义诊的章献。

     她说，求你救救她。

     章献说着不救，来看我之后一脸凝重。

     原来之前我吃的药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止痛药，如果不能彻底治愈，我活不过半年。

     她慌了，问怎么样彻底治愈。

     答案显而易见，大笔大笔的钱，买来昂贵得难以想象的药剂以及仪器。

     事实上，如果不是章献，我们连接触到这种仪器和药的渠道都没有。

     我张了张嘴说算了，我们不治了。

     她不理我，转头对章献说，我去想办法。

     章老头也不理我，转头在七区一间小诊所给我布置了个临时病房，没好气地说：「我先垫着钱，你给我好好活着，哪有和医生说不治了的道理。

    」 我在那间小小的病房待了很久，大部分时间都是昏迷的，我意识模糊，精神涣散。

     那段时间，她一直在四区想办法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