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

    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

    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

    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了这根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而不可自拔。

    因此承担哪怕是痛苦的承担，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

    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

    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出来。

     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

    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

    写了三个晚上，反复斟酌，写完了这封长信。

    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

    走到楼下，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

    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一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

    我抬头望着天空，几颗冷星悬在那里，一闪一闪。

    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回到了从前。

     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觉得有了问题。

    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一些术语，还有调查的情况，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

    我又设想着写信者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把调查的情况也说得抽象一点。

    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了，我又往回改了一点。

    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复印了几份，看着打字小姐把信从电脑中删去，又交待她如果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

    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贴到信封上。

    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

    信一共三封，陈部长一封，国家血防办一封，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

    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

    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

     我准备第二天把信发出去，贴邮票用的手套都准备好了。

    这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去监察室找小莫，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马厅长。

    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侧了身子等他过去，叫了一声：“马厅长。

    ”他叫一声“小池”，又笑一笑，就过去了。

    他那么一笑我觉得颇有深意，他是不是知道我在干什么，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还是放心不下，总感到那一笑有一种神秘感。

    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印象，我反复回想那种笑的意味，越想越模糊又越神秘。

    我给自己打气说：“吓自己干什么？”可越是安慰自己，心里就越紧张，一时似乎失去了勇气。

    我反复对自己说：“要相信科学。

    ”无论如何，马厅长都不可能知道我想干什么。

    这我才安心了一点，准备按计划行事。

    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一进门就感到董柳的神态不对，我赔笑说：“今天还不算晚吧？”她不做声。

    我去拍她的肩，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了，火气不小！我说：“又怎么了？”她说：“问你自己！”我说：“我犯了哪一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一波生下来不久吧，我在董柳面前就变得非常被动了，总是逃不脱被抱怨和指责的命运。

    我反抗了几次，没有用，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被动。

    我感到悲哀，一个男人！可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局面，我的确也对不起妻子儿子。

    我赔笑说：“我到底犯了哪一条？”她生硬地说：“你做的好事！”我吃了一惊，想到了那封信。

    我说：“我做了什么坏事？”她说：“你从来没做过坏事，全部是好事！你还让不让我和一波活？”我赔笑说：“这么重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张纸说：“这总不是别人塞到我们家里来的吧！”我上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随手就塞在毯子底下，不料被她看见了。

    我说：“是我写的。

    ”她说：“你还到上面去告状，缺氧了吧你！只要转下来一查就知道是你，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蠢！”我说：“我一没写名字，二没暗示自己的身份，连指纹印都用抹布抹掉了，谁会知道？”她不屑地嘿嘿几声，我心里直发冷。

    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