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的人离开没有多久,火车就轰隆轰隆地开动了。

     珍卿拿着手绢儿擦眼泪，很快把一张手绢儿打湿了。

     大田叔知道，袁妈给她做了一包袱手绢,连忙打开包袱，拿了一把递给珍卿。

     大田叔把包袱重新放好,在一边连声地劝：“大小姐,你这眼睛才好起来,可别放开哭,仔细一会儿眼睛疼啊。

    ” 旁边的乘客就问杜三叔：“你们是哪儿来的啊？要上哪儿去？” 杜三叔就未语先笑,跟人挺热络地说：“我们就是本市的，往南边投亲。

    ” 邻座的旅客们，借着问籍贯乡土,旅途的目的地，慢慢地都攀谈起来。

     刚才珍卿跟杜太爷喊的话，同车的很多人都听见,就好奇地打听珍卿是怎么回事。

     听说珍卿要去海宁上学,好多人都评说起来。

     说现在真是时代变了,报纸上天天喊“男女平等”，一会儿要放脚,一会儿要放胸,一会儿要争取上学，一会儿又要婚姻自主…… 有一个中年男人说,这女界一说解放,女人们想要的权利是越来越多,做事挣钱倒还是男人的职责,天底下不该有这样没公理的事。

     有个像知识分子的女青年,就跟发此刺耳言论的人,有理有据地争论起来。

     她说女性要跟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自然要先有相等的能力和机会。

     要有相等的能力和机会，自然非要先有受教育的机会，既不能在身体上有残缺，也不能过早地结婚生育。

     所以，妇女要争取身体解放、教育权利和婚姻自由，是合情合量的，天公地道的。

     这位知识女青年，话语说得铿锵有力，气魄惊人。

    跟他同行的一个男青年，也很自然附和她的话。

     有人觉得这俩人狂言逆耳，有人觉得他们的话振聋发聩。

     总之，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弄得整个车厢，像是开座谈会一样，气氛热烈地很。

     珍卿听这些人说话，想这个根深蒂固的旧世界，不会因为建了一个民国的招牌，它说过去就过去了。

     但旧势力旧思想虽然顽固，而新思想、新人物，也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这一会儿，珍卿早止住了哭，她之前才害过眼病，着实不宜多哭。

     她有点儿蔫头耷脑的，冲着车窗，盯着外面的风景看。

     人们说话说得热火朝天，她也没有兴趣加入。

     这一车厢的客人说话，也真是南腔北调的，说禹州话的也有一些，但很多人都不是本地口音。

     珍卿知道，他们很多人，都在尽力地说官话，或者叫国语——这时候也称作普通话。

     但他们的官话和国语，说得大多都不怎么样。

     这倒也可以理解。

     这时候政府推行的国语，就是在明清京城官话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全国性语言。

     学习一种语言，最好能在这种语言环境中学。

     可是全国那么多省份，各省那么多人，难道大家都扎堆去京城学国语吗？ 这肯定是办不到的。

     这时候又没有电视，收音机好像也是才出现，大家听不到正宗的普通话，想学好普通话也难。

     就不说这些普通人。

     就说珍卿上过的启明学校，按教育部的倡议，先生们应该用标语国语教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