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后晌等午饭的时间,三哥拿着影集翻给珍卿看，看一会儿见她又出神，无奈地阖上影集收放起来,问她在家究竟发生何事。

     珍卿对三哥摊摊手说：“其实没什么要紧，非要说有事,不过是太累,又赶上经期,休息得也不舒泰,连着三天做噩梦。

    ”见三哥推一推她的杯子,叫她把姜糖水喝干净，珍卿喝完放下杯子跟他倾诉： “三哥，我之前给你讲过啊,东方学会本月请我讲中国‘法’的形成。

    未免在外国友人跟前露怯，我遍索群籍、绞尽脑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这么厚一本讲义……”她拿两只手掌合在一起,来形容讲义的厚度。

     “我跟一帮洋人口若悬河地讲,儒家如何取‘法’自然，道家如何以‘无法’为法,墨家如何以‘民利、神意’为法……又花了三个半天的时间,跟他们讨论人治、礼治、势治、法治，还有老庄的无为而治,讨论得火花四溅、硕果累累,不止一位洋学者说受到我的启发,要在学术著作里加入新想法,我跟大家讨论也受益匪浅。

    ” “忽然一天,宋庭哉问我怎么不给中国人讲,我想来想去莫名吃一个惊吓。

    我想我在做什么呢？我给东方学会的洋人讲课，固然能传播文化、提升形象，于我于人不能算是坏事。

    可是，对中国的青年们有何益处？我在这里讲得再多，他们也看不见听不见。

    多少中国的知识青年一叶障目，总觉得中不如西，古不如今。

    便是对传统经典知之太少。

    ” 三哥的表情温和沉静，似乎无论她讲什么，他永远是最忠实的倾听者，他抚抚她的发辫笑问：“你现在什么意思呢？”珍卿小手放进他大手，说道：“我原本想，把在东方学会与众人的讨论，整理成一个关于‘法’的谈话集，在中国报纸上连续登一登。

    可是东方学会不少人反对，说他们还要写书发表新论点，指望以新论点一鸣惊人，我若把他们的话先捅出来，就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好事做不成我自然失望，想到没什么事能一蹴而就，我也不灰心。

     “后来嘛，我就一直思量，向洋人推广文化固然重要，但把我们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先来唤醒中国青年的智慧，于今日情势岂不更重要？试想一想，为何许多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也动辄叫嚷中国全盘西化，把老祖宗的东西贬得一文不值？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涉猎得太浅太少。

    但凡懂些中国的政治道统和先贤智慧，便知权力分散的省级自治，根本不适应偌大中国的管理；还有，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族社会差序格局，就算现在多少人说它该灭亡，客观地说，它也不会轻易被西方市民社会取代…… “所以啊，三哥，我想循序对国学经典去芜存菁，循着中国文史的脉络让国人重视国学，发现中国圣贤的生存哲学和发展智慧。

    譬如现在，我想自著一本深入浅出的书，给国人讲讲中国‘法’的渊源，东方学会老学究的观点不录，也不会对书的主旨妨害太多。

    ” 问题就在于，珍卿自身的学业事务不少，说是马上就放暑假，珍卿还要上达芒先生的美术课，这是达芒先生亲睐她加的小灶，课时也没有平时多，她总不能不知好歹。

    还有数不过来的名画要临摹，还要跟宋庭哉一起整理收集文物资料，为此，她绸缪许久的翻译事业都暂停。

    她想法都好却没有三头六臂，一个人真是心有余力不足。

     就在三哥英国出差期间，国内杜教授还打电报来，说梁州文事大学的庄宜邦、董南轩二校长，辗转托人给兴华教育基金会带信，说学校不少院系还缺少水平合适的教材，请基金会同事在人材荟萃的海宁、平京等地，委托专人帮他们遴选或自编教材，他们预备秋季开学就给学生使用。

     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