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炉的担忧，才对它进行了保密处理。

    我时常趁他不在家、我母亲又没有注意的时候，偷偷到抽屉里找到他的剧本，观察那东西的进展。

    不出我所料，很不幸，很多因素注定了这个剧本的不了了之，我父亲态度含糊地终止了起初引得他热血沸腾的这件事情，我的母亲和我都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及那个夭折的剧本。

    我的其他三个姐妹在我记忆里一直对这些事情或者说她们对我们的父亲不那么关注，理由当然是她们没有挨过他的揍，在她们眼里他是一个跟她们同学父亲没什么区别的父亲。

     就是这样，某一天，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到家里造访我的父亲，他告诉他说，我的作文写得很不错，其他功课成绩也不错，而且性格坚韧要强（曾经有一次由于成绩不太理想，我对自己很不满，导致肝火旺盛口舌生疮），他认定我的前途不可限量。

    无疑，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给我下的评语极富权威性，它直接导致了我父亲对我态度的扭转，某一次他甚至吃掉了我从学校里带回来的剩咸菜，他嚼得咯吱有声，我却差点因为受宠若惊而掉下眼泪。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对作文的偏爱，是地处偏僻的农村中学里的一件大事。

    在他的授意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名叫“奋飞之鹰”的文学社，跟校长讨要到教师山墙上的一面黑板当阵地。

    我们开始利用周日时间，在那块黑板上抄自己写的小随笔和小诗歌，花花绿绿地弄上很多花边，除此之外，语文老师还自己掏腰包买信封邮票，把我们的作文向外邮寄。

     我一直认为，初中结束后我固执地选择到天津去上一所中专学校，是因为要逃离让我胆战心惊的父亲，我太想到一个非常远非常远的地方去了――即便他后来对我态度好转，我也时时因为他对我流露出的那些好而备受惊吓，我总是担心这种好态度坚持不了太久。

    与其这样不如离开他，同时离开让我厌烦的家，这是我当时少年老成的想法。

    这直接导致了我从事小说创作之后时时而生的懊悔：如果我按照他的意思去读高中，假如说能考上一所大学，那我很有可能去念中文，无疑在一所大学里的中文系念上几年，比在一所理工学校里念上几年，之后再从事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同比的意味。

    念理工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写小说。

    学校里有些高年级的师哥师姐办了几份油印刊物，有那么一天我萌生了写篇东西给他们的念头，当天晚上自习课间隙，我拿着那张纸，在师哥教室外面徘徊了十分钟，最后把它撕掉了，扔在垃圾桶里。

    四年里，我一直在跟那些让我懵懂的测量仪器、工程制图、各种力学书较着劲，稍一疏忽就有考试不及格的危险，这更消亡了我写点东西的念头。

     1994年我来到烟台，那几年我频繁光顾位于大海洋路的一家邮局，因为只有在那里我可以买到《小说月报》、《青年文学》之类的杂志。

    促使我对小说真正产生感觉的，除了王朔，还有张欣和刘索拉，后者正是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海洋路那家邮局所赐。

    我读到并记住的是张欣的《亲情六处》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欣娓娓的，毫不惊慌的，写了名叫余惟沉和简俐清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而又在生活里紧紧抱成一团的女孩，刘索拉则乖张地去写了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乖戾的女人自此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做一个作家，躲在小说背后，被读者去尊崇，去猜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与此同时，一批70后作家已经风生水起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遥远的，遥远到我丝毫不知情。

    这到底是源于什么呢？源于这个城市对这个圈子的疏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是主要的），还是源于我自己的浅陋、无知？总之，真正接触小说创作、发表、圈子里的人和事、某些花边新闻、某些潜规则，等等。

    这些，已经是2001年了。

     2001年冬天之前，我仍然是一个对文学一头雾水的、但年龄已经接近30岁的女人了，无疑这样的年龄用近些年的创作“行情”来看，已经是有些老了。

    在那年之前，我仍然不敢有自己写小说的念头，当然，很多外因的限制也不得不考虑，比如我一直没有房子，结婚后租住在城乡接合部一间十平方米的厢房里，终日只能围着一张床在有限的空间里转圈，还比如，那时候我尚不知道电脑为何物。

    那个冬天里的某个晚上，很难回忆出于什么动机，我忽然决定自己来写篇小说试试。

    那年刚有了新房，设施不全，还没有供暖，我坐在电热毯上，膝盖上放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放了一些纸，开始编（我一直认为初始的那些小说只是在编故事）我的小说处女作，一个土匪和一个少奶奶之间的故事。

     自那以后，我又意识到我有编故事的才能，某个编辑告诉我，并非每个作家都具备编故事的才能。

    这给我信心不小。

    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了，我进入一种难以表述的郁闷之中：我看不到我在文学创作上还有未来。

    起步太迟、起点太低、地处偏远、难以适应某些规则、看着别人一夜之间就奇异地大红大紫了，而自己无论好稿子和烂稿子都只有在小刊上发表的份儿，这些都成了我所认定的桎梏，我感觉即使脱下鞋子时刻冲刺，都已经为时太晚。

    这种状态下的写作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快乐而言。

     与此同时，我时刻处在生活的危机之中：我就职于一个体制内单位，那些凭借裙带关系一路扶摇而上的各路人物，一直让我生存在压抑和窘迫之中。

    很显然，处理人际关系，提防别人的挤对，拼命干那些一无用处的工作，这些事情严重占据了我的空间。

    有段时间我热切幻想的一件事情是，突然有一笔钱从天而降，它使我此生衣食无忧，我可以从此不必理会上述那些事情，而安心在家里坐着写写小说，发发呆，或者到海边去坐着看看大海。

     总的来说，我的写作陷入困顿。

    这让我发慌，于是我用更拼命的写作来与之抗衡，企图用源源不断的小说来证明，我并没有放弃和失去写作。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那些小说毫无价值可言。

     这种情况下，似乎必须有一件事情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了，这件事情如期发生了，那就是2005年的冬天我升格成一名准妈妈了。

    终于可以用诸多借口（担心电脑辐射等）来暂时放弃写作了，我想试试如果就此把它搁下，能不能以后都不再想起，它给我的烦恼和苦闷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要它了。

    然而事实上我一刻都没有忘记小说，在忍无可忍之下我重新坐到电脑前面，这时我却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妊娠反应已经使我无法写作，任何一点需要动用思维的脑力劳动都使我头痛难忍。

    我重新陷入了困顿，表现有很多：失眠，易怒，爱哭，甚至我迁怒于未出世的孩子，恨他剥夺了我的时间和精力。

    我想，这下我更来不及了，我已经太老了。

     等我重新恢复写作，时间又过去了很多，已经是2007年了。

    在写完《树洞》之后我发现，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了，包括我先前的愤懑、压抑、不满。

    是时间积淀了那些东西，还是我终于发现了我自己的浅薄，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写作。

    家人识趣地把孩子带在我写作之外的房间里，给我提供尽可能的时间和空间，我听着那个小孩子奇异的咿咿呀呀，心态平静地写我的小说。

     现在我的父亲已经很老了，头发花白，面目慈祥。

    由于他的苍老和日渐羸弱，我原谅了他曾经对我的施暴。

    我想，他的四个女儿中居然奇异地出现了一个业余写写小说的，这肯定会让他时时想起那个没有坚持下去的剧本。

    他会懊悔吗？我时常做此猜想。

    我还会在某些心情不错的时刻对他心生感激――尽管他的剧本没有写成，但至少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对写作丝毫没有感觉的人。

    这么一说，我是传承了他的一些基因的。

    这种传承让我用一辈子的生理年龄，在过几辈子的人生，从这点上来说，我得感谢他的基因，感谢他无意识订那些杂志给我的启蒙，感谢我因此在做写小说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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