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敢向梁市长说，但这个女人太重要了，这么大的事必须让梁市长心里有数，我和高严通电话的目的，就是想让他告诉梁市长张晶晶失踪的事，相信梁市长知道后一定会找齐胖子了解情况的，只要梁市长未雨绸缪，一切就在掌握之中。

    再说，向市领导通风报信是我这个驻京办主任的职责，不然驻京办设信息处干什么？月亮不时从云层背后露出脸来，仿佛要窥视这个世界的秘密。

    我猛然想起什么诗人的一句诗：“死亡是甜蜜的，这是个秘密。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杨妮儿肚子里的孩子，如果杨妮儿到医院把孩子做掉，孩子解脱了，不用到这个世界上遭受痛苦，没有痛苦，当然是一种甜蜜，然而小生命毕竟消失了。

    我仿佛看见做完人流的杨妮儿，脸色苍白，泪眼涟涟地看着我，鼻子红红的，潮湿的嘴巴抖动着，仿佛在控诉我这个杀死孩子的父亲，却由于巨大的悲痛而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这是一种幻觉，可是自从杨妮儿告诉我她怀孕以后，我就一直生活在这种幻觉中。

    现在月亮随时可能从云层后面露出来，像一张微笑的嘴，好像在幸灾乐祸地审视着我，在我心目中，月亮是崇高的、纯洁的，然而它此时躲在云层后面，忽隐忽现地像个乱嚼舌头的长舌妇，似乎想让天上的云都知道我的秘密。

    好像一个囚徒讲过：“我应该在脖子后面长出第三只眼睛，就在我脆弱的脊椎之间：一只疯狂的眼，睁得很大，瞳孔不断扩大，光滑的眼球上布有粉红色的血脉。

    ”这正是我的心声，在这个充满伪善的世界里生活，每个人后脖颈子上都应该长出第三只眼，然而长第三只眼的人少，甚至没有，可是长第三只手的人却多，我可以向窥视我的月亮保证，尽管我作为驻京办主任有满足长第三只手的领导的需求的职责，但是我是用两只手完成任务的。

    专案组领导，我对长有三只手的领导，心中一直充满恶心的恐惧，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厌恶第三只手，但是我的工作常常是被第三只手指挥着，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些长有第三只手的领导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如果这算是申诉的话，我从心里希望这种申诉得到认可。

    你们可能不相信我只有两只手，我也没有能力证明我只有两只手，不过我一向认为所谓*有两种：一种是暴力*，这种*的特点是不给钱不办事，甚至给了钱也不办事；另一种是温和*，也就是在为人办事的情况下收点人情费，礼尚往来几千年了，帮朋友办事，人家答谢一下，不收是对人家的不尊重，我这个人脸皮薄，人家一再坚持给，我怎么好意思推辞？如果这也叫*的话，那么和前一种*有本质的区别，完全是两个性质的*，你们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那天有位专案组领导听了我这番话，说我不老实，讲的都是些自欺欺人的鬼话，在耍“沸水煮青蛙”的把戏，妄想在不知不觉中麻痹整个社会的神经，降低正义和道义的门槛。

    专案组领导，你们太高看我了，如果是天下无贼，这种批评我接受，现在是*很多，难道我在*分子中不是最清廉的吗？你们可能认为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但是五十步为什么不能笑百步？从量刑上看，五十步也有资格笑百步，最起码“一百步者”很可能掉脑袋，五十步还可以重新做人。

    请原谅我的思维过于发散，这种跳跃性思维是多年的驻京办主任生涯养成的，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作为驻京办主任，今天跑这个部，明天跑那个部，今天接待这位领导，明天接待那位领导，思维不跳跃行吗？不过，自从杨妮儿怀孕以后，我的思维就再也跳不起来了，或者说只在两点上跳来跳去，这就是悉尼和北京，我想象着杨妮儿将孩子生出来后，我也像周中原一样弄两个家，一个在悉尼，一个在北京，只是得先为杨妮儿找个“假丈夫”做替身，我搜刮着脑海中适合做“假丈夫”的男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杨妮儿能同意，这就是习海涛，其他的男人，无论是谁，杨妮儿都不会同意的。

    一想到习海涛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如果杨妮儿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是狗日的习海涛的，那么我让习海涛做杨妮儿的“假丈夫”，岂不是正称了两个人的心愿，这才叫弄假成真呢，不仅让习海涛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媳妇，而且还外带一个大胖小子，最可恨的是还要由我出钱为他养老婆孩子，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道理。

    这么一分析，我倒觉得杨妮儿肚里的孩子是我的面大一些，不然杨妮儿不会不依不饶地缠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