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红色根据地的浴血斗争(2/3)
被捕,其中包括女同志丁兰英。
乡丁们将两个男红军的手脚捆住,用穿心抬的方式把他们抬到高洞河边,两端搁在石头上,在下面点火烘烤。
两位男红军在烈火中痛苦地扭动身躯,最终被活活烧死,随后尸体被抛入河中。
匪徒黄朝良还不放心,追到河中又朝着尸体狠狠戳了几刀。
丁兰英同志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卑鄙的敌人竟以四块光洋的价格将她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
但丁兰英坚贞不屈,誓死不从,她寻找机会,巧妙地逃离了男方家门,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达酉阳农村安家落户,继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前照,被安水成匪部捉住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敌人用打鞋底的锥子一下一下地刺他,这种酷刑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却能让人在长时间内承受巨大的痛苦。
黄前照痛楚难熬,几度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最终还是惨死于敌人的毒手。
在此之前,兰克乡游击中队长郑少南,率队到中坝沟筹集给养时,遭到安水成的伏击,不幸牺牲。
他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障队伍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刀坝白猫岩农民戴世西一家,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地主老财易太义、杨胜松的土地。
然而,土地革命的成果却引来了地主的疯狂报复。
易太义、杨胜松勾结匪首任贞顺,派匪兵任贞元、银高二到戴世西家烧杀抢掠,将其家抢劫一空。
在这场浩劫中,戴世西的三哥戴世六、四哥戴世秀当场被杀害,父亲戴友才也被抓走。
几天后,戴友才也被杀害于双河口四园子。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摧毁。
坨寨农民王世焕、赵佐怀,曾任游击分队正副队长,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被“清乡队”杀害于白岩河坝。
赵佐怀的妻子得知敌人还要满门抄斩,惊恐万分,连忙背起年仅三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躲藏。
一家人被迫四处离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赵佐怀的母亲因长期悲愤郁结,最终双目失明,她的遭遇令人痛心不已。
坪底侯家沟农民侯世农、侯守林父子及侯世觉(世农之哥),曾参加红军游击队,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投身到战斗中。
后来,三人同时被溪伪区长张伯清、任锡坤等“清乡队”杀害于封神塘河坝。
“清乡队”不仅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还烧毁了侯家的房子,赶走耕牛二头,将侯家的财物洗劫一空。
侯家瞬间家破人亡,这是反动派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据调查,凉水、陡溪、沙子坡等地还有十多名游击队员被地主“清乡队”杀害。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知情人已经离世,死难人数难以完全统计清楚,不知道还有多少革命群众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而被“清乡队”折磨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兰克构树湾农民谭绍成,曾参加黔东独立师,转战至酉阳川河界。
作战失利后,他机智地脱险回到家乡。
然而,伪区长陈文澜却派人将谭绍成及其父亲和伯父三人捉住。
他们遭到一顿毒打后,陈文澜又勒令其交三百六十吊铜钱才肯放人。
谭家为了救人,不得不卖田当物,凑足了钱交给敌人。
但“清乡队”却背信弃义,只放出了谭绍成的父亲和伯父,将谭绍成继续拘押。
为了逼迫谭绍成交出所谓的“情报”,匪徒们对他施用了三种酷刑:一是“猴子扳桩”,将他的身体固定在特殊的装置上,使其痛苦不堪;二是“灌辣椒水”,把他的脚后跟和耳朵用蓑衣针穿通,用绳子将身子绑在长板凳上,倒立起来,然后把烧热的辣椒水一壶一壶地往鼻孔里灌,一连灌了七八壶,谭绍成被呛得当场昏死过去;三是“打风摆柳”,把他倒悬在树上,乡丁们站在四面用鸳鸯棒抽打,他的身体左右晃荡,犹如风吹杨柳一般。
在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折磨后,谭绍成在一个乡丁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侥幸捡回一条命。
永义农民袁焕章,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过路,这本是一件正义之举,却为他带来了灾难。
保长戴泽奎派人将他抓去,对他进行捆绑吊打,甚至砍掉了他一个手指。
袁焕章还被罚款五百吊铜钱,为了交罚款,他不得不卖房、卖地、卖耕牛,最后才被“释放”回家。
他的生活从此陷入了绝境,这一切都源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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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子坡农民任栋成,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豪尹怀昌家一头耕牛。
红军走后,尹怀昌的儿子尹超权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夺回了耕牛,还将任栋成打得半死。
任栋成在绝望中,吞服烟土自杀而亡。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剥夺。
在“清乡队”的淫威之下,无数革命群众为了躲避迫害,被迫背井离乡。
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岗帮人为生,八年后才敢回到家乡;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在思南等地流浪了七年;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了十二年。
仅红木村四十余户农民,就有十二户被驱逐。
这样的悲惨故事,在黔东大地比比皆是,诉说着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在“清乡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不少红军干部、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不幸落入敌手,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大约140余人。
这些同志先被关押在印江县城,后来又被解送伪省会贵阳。
在押送途中,宁国学同志被敌人残忍枪杀于石阡,他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
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妥协告密,或卖友求荣,或充当内奸,或倒戈相杀,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
梁银星是池坝人,曾任游击大队长,被傅万湘带领的“清乡队”捉住后,贪生怕死,选择了变节投降。
为了“戴罪立功”,他秉承傅万湘的旨意,充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