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黄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坚强战斗集体，随即挺进湘西新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在以段苏权为书记的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以王光泽为师长的黔东独立师为主体，为策应主力红军东进，坚守黔东革命根据地，以梵净山为依托，开展殊死的保卫战，付出了重大牺牲。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在黔东地区的玉屏、万山、铜仁、江口、石阡、思南等地，再燃革命烽火，并开创了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开展系列革命活动，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革命影响更加扩大。

     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一、红二、六军团创造新苏区方针的制定 （一）中央红军长征至湘粤桂边时的形势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由江西瑞金突围，经会昌、信丰、大庾向湖南转移，与敌苦战周旋于湘粤桂边境。

    而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与潇水之间。

    为了摆脱困境，中央红军从情势上需要红二、六军团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此时，由于红六军团的到来，黔东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因根据地开辟时间不长，粮食缺乏，兵员和物资补充有困难，且地域狭小，不利于红军大兵团迂回作战。

    川黔边中共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地形复杂，情况不明，也不利于红军向川黔方向发展。

    到底向何处发展？怎样才能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呢？红二、六军团领导层冷静地分析、判断，最后认为：湖南湘西一带，地处敌人翼侧，有武陵山脉作依靠，进可威胁沅陵、常德，以至长江的交通，退可凭借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据险固守，生息发展。

    如能在澧水和沅水流域上游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有利于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湘西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是红二军团活动过的地区，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人民革命要求强烈；加之贺龙在这一地区亲友多，地方势力多畏服，陈渠珍部也有所畏避，红军只要不触及其利益，“剿贺”一般都采取两面态度。

    况且，湘西各派势力关系复杂，矛盾很大；驻军只有陈渠珍部和四五个地方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寄食于陈门下的杂牌军如杨其昌、车鸣骥等4个师，约4000多人，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红军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

     （二）合成一个战略单位及部队整编 1934年10月24日木黄两军领导人会议后，当天在松桃县石梁，任弼时、贺龙、夏曦对两军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实施木黄会师时提出的战略决策，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积极行动，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向敌人兵力空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永顺、桑植和龙山地区进军，造成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和长江水上交通的局面，更多地钳制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并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局面。

    红二、六军团只有8千多人，若两军单独行动，力量薄弱，不仅不能完成上述任务，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从松桃县石梁去酉阳县南腰界的途中，正式将两军团行动计划报告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

    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

    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10月27日，两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

    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接着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两军团今后的战斗任务。

    随后，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也作了讲话，鼓励指战员英勇奋斗，打开新的局面，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

    同日，鉴于夏曦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等错误，且“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肖克、任弼时、王震电请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建议撤销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任分革军委会主席，肖克、任弼时副之。

     此时，国民党军廖怀忠、李成章部已进到根据地东侧的松桃乌罗。

    红二、六军团如直接向湖南凤凰、乾城前进，必然会受到黔敌侧击。

    且湘敌又在松桃、秀山之间布防，敌第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湘黔边境的茶洞阻截；松桃木岩河船少水急，敌人防守严密。

    由于历史原因，凤凰、乾城和松桃东部一带，系苗族、土家族聚居地，且受军阀陈渠珍控制。

    陈握有重兵，武器多且精良，凭借上千座碉堡和长达百多里的边墙，以抵御外部进入。

    红二、六军团进取此道，无必胜把握，于是制定了“袭取四川酉阳，进入湘鄂边地区，占领永（顺）、保（靖）、龙（山）、桑（植）”①的战役计划。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根据集中统一向湘西进军的方针，红二、六军团进行了整编、调整。

    经中革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随六军团行动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代表任弼时任二军团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改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后为甘泗淇）。

    同时，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后为冼恒汉），参谋长韩克西，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后为郭鹏），政委袁任远（后为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明，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

    红六军团仍由肖克、王震任军团长和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夏曦）。

    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三团。

    两军会师后，恢复和健全了红二军团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部队的力量得到了整合。

    作为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贺龙和任弼时，从大局出发，为整合、提高两军团的战斗力，将原红六军团的政治部改为红二军团的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新的政治部，先后从六军团抽调100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充实政工干部队伍。

    从二军团中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六军团任基层军事指挥员，同时把红二军团原来被夏曦无端关押的干部全部解脱，重新分配工作。

    因此，两军会师后，经过整编、调整，成为一个团结战斗集体，虽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在两军的威信都很高，因而实际上形成了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

     挺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革命根据地，从南腰界出发，实施东进的战略计划，开始湘西攻势。

    在酉阳龙山道上的蚂蝗井时收到中革军委10月26日的复电。

    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

    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自）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

    经过再三考虑，两军团向中革军委提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

    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

    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

    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

    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 为了甩开敌军，红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首先进攻川东的酉阳。

    10月30日，分兵两路，互相策应，将敌军西调，乘虚迅速地通过了酉阳县城。

    11月3日，东出四川，经湖北的来凤进入湖南的龙山县境。

    7日，一举攻占了湘西北咽喉之地永顺县城，取得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

    两军团在永顺城休整1周后，退出永顺。

    16日，取得十万坪（龙家寨）战役的胜利，毙敌1000多人，俘敌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吸引并巧妙把湖南、湖北的大批敌军调动过来，大大减轻了正在湖南苦战的中央红军的压力。

    17日，重占永顺，后又乘胜占领桑植、大庸、保靖、慈利等县广大地区，从而，不仅实现了占领永、保、龙、桑的战略计划，击溃了敌军15个团，消灭了4、5个团的有生力量，而且打乱了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根据党中央电示，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在大庸县永定镇成立，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等为委员。

    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

    两军团由贺、任统一指挥。

    同时还成立了临时政权机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

    12月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

    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后，领导湘鄂川黔边各族人民，开展各项建设工作，从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

    任弼时在1935年1月6日的报告中指出：“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

    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具有极大意义。

    ”①至此，以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一、中共黔东特委成立和黔东独立师重新组建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实施东进湘西战略计划的同时，两军团领导人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实现两军团的会师起了重要作用；要发展、扩大根据地的范围，在湘鄂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仍然是基础。

    它有梵净山这个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经过革命锻炼的根据地干部和战斗考验的地方武装，是红二、六军团东进的战略后方。

    因此，在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特区仍应“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

    ②为此决定： 首先，建立中共黔东特区委员会，负责领导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

    成员由红军干部及印江、沿河、松桃等县地方干部组成，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段苏权任特委书记。

    第二，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会同各区、乡游击队，坚持黔东斗争。

    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担任独立师师长，段苏权兼任政委。

    新成立的黔东独立师辖3个团：第一团以原黔东独立团为主体，团长秦贞全；第二团由原德江独立团组成，团长潘××；第三团由原川黔边独立团改编，团长马吉山。

    独立师总人数700余人，其中地方独立团500多人，红六军团留下的伤病员200多人。

    武器有重机枪16挺，轻机枪2挺，步枪300余支。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派第五师达凤岗旅和田冠五所率的独立旅驻守川黔边境；割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派周燮卿旅向南腰界急进。

    当红二、六军团向湘西挺进时，达凤岗部已进至沿河晓景一带，周燮卿部抵达川黔边境南腰界、晓景一带。

    黔敌傅衡中旅及达凤岗部已向沿河城方向开动。

    王家烈声称要把红军“追出黔境百里以外，与川、湘友军围剿。

    ”①并率特务团到达思南，任命刘民杰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团（团长戴玉堂）、第三团（团长周相魁）、第十团（团长宋华轩）进至松桃红石板一线；另一路由前敌指挥王天锡率第五团（团长李维亚）、第六团（团长刘鹤鸣）、第九团（团长罗习斌）进至印江天堂至松桃火烧桥一线，以第十三团（团长袁锦文）驻印江刀坝。

    面对于己十余倍敌军兵力围攻的态势，黔东特委和重组的黔东独立师，把巩固、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作为实施红二、六军团东进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把如何牵制敌人，策应军团主力东进作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

    独立师成立后，当即从南腰界出发，大张旗鼓地挥师向西南方向前进，吸引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

     二、以梵净山为依托的游击保卫战 （一）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守战 在红三军开辟黔东特区之前，国民党湘、鄂、川、黔当局在重庆成立了“剿共联防指挥部”，将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为重点“剿共”、“防共”区。

    各省建立了团防机构，四川成立了民防总指挥部。

    刘湘还“价拨”了1万多支枪械给酉、秀、黔、彭四县，仅酉阳一县就有8千人枪。

    贵州则成立了全省保卫团，各县、区成立团防指挥部。

    湘、鄂两省亦建立了相应的民团组织。

    敌人施行所谓“军团合一”（即军队与民团合一）。

    “剿共联防指挥部”由刘湘任总指挥，贵州的保卫团由王家烈兼理。

    各地民团的头子多为反动军队中的大小头目。

    如铜仁、松桃、江口、省溪（即万山）民团指挥杨德村，原是黔军第一师的参谋长；思南、石阡、印江、沿河民团指挥周世勋曾是黔军旅参谋长。

    许多又是土匪头子，如青溪县的保卫团队长蒋云青、彭德胜就是当地着名的匪首。

    “军团合一”实质上就是兵匪合一。

    在独立师回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这伙熟悉情况和地形的民团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围攻独立师。

    这样一来，包围红军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岗部2个团于晓景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景一带；西面，黔敌第三师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