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同志站在一张高桌子上，发表了简洁有力的讲话。

    讲话结束时，贺龙同志提高嗓音，大声问道：“大家说，严循德该杀不该杀？”话音刚落，现场人声鼎沸，群众齐声高呼“该杀”。

    贺龙军长跨前一步，大手有力一挥，斩钉截铁地宣布：“严循德罪大恶极，非杀不可！”几名红军战士立即将严循德推赴刑场，执行斩决。

    来安营土豪陈献廷，家中拥有谷田数百挑，平日里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红三军一到，他便与其子陈锡山藏入岩洞，妄图逃避惩罚。

    红三军和游击队巧用稻草、辣椒烟熏洞穴，不到两个小时，陈氏父子便被成功擒获。

    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陈氏父子在猫猫湾被处决。

    古历8月，红三军在沙子坡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池坝恶霸地主万永思、万太广父子。

    沙子坡伪镇长郭裕清，勾结官匪，为非作歹；袍哥大爷张云昌，鱼肉乡里，民愤极大，均被黔东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处以极刑。

    沙子坡土豪尹恒昌，因对抗土地革命，企图越狱逃跑，最终被枪毙于高梁坡。

    凉水伪乡长陈锡芝，瞿家坡保董瞿树堂，安家坝土豪安为川，天堂土豪黎昌岩、徐三，也先后被红军镇压。

    沿河县白石溪土豪张中应，其父是伪区长，土地革命兴起后，他外出逃匿，最终被印江红花园自卫队员何代扬、吴德夫捉住，送交特区政府严厉惩处。

    那些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的走狗爪牙，其中的顽劣分子也受到了严厉打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除了被处决的土豪劣绅，被没收土地、财物的土豪劣绅数量更多。

    据沙子坡、毛寨、刀坝、来安营、六井溪、木黄、张家坝等地的不完全统计，红三军和游击队、自卫队先后打击了袁德顺、袁义成、任鼎山、任凤生、吴六生、王玉文、王根五、王吉甫、陈文澜、张怀芝、袁长禄、吴希志、郭裕清、张云昌、尹恒安、曾茂顺、张子玉、李天治、严循德、张冠治、张洪飞、王玉龙、陈锡芝、傅万湘、任志洲、安永成、杨胜培、李天海、何增贵、周福仁、周经义、吴六位、祝仁康、田兴龙、田妹五、袁中如、袁达三、吴世全、李兴中、李作文等数十户（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

    仅沙子坡游击队和自卫队就多次配合红三军开展打土豪行动。

    第一次打白果坪袁义成，第二次打毛寨任凤生家，由李佰陶带路，出动了一百多人。

    第三次打毛寨伪区长任本吩，同样去了一百多人。

    此外，洪家屋基的吴六生，火烧溪的王玉文、王根五、王吉甫等土豪，都曾被沙子坡游击队杀猪、出谷。

    在惩治土豪劣绅的过程中，除了民愤极大的予以杀掉，一般主要是没收其家产，分掉其田地。

    没收得来的财产，一部分留作军用，为红军的战斗和生活提供物资支持；一部分分给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因此，当时的打土豪行动，对于红三军而言，口号是“打土豪、抓给养”；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口号则是“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的风暴如汹涌的浪潮，迅速席卷黔东大地。

    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声震山岳，极大地振奋了农民的精神，长了农民的威风。

    昔日耀武扬威的土豪劣绅，不得不低头认罪，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

    革命的浪潮在梵净山久久激荡，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正义洪流，奔腾向前，一泻千里。

     对于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做出了如下详细规定： 1.将被没收的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有劳动能力者分一股，确保有劳动能力的农民能够获得足够的土地，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老少无劳动力者二人分一股，照顾了缺乏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贫农中农自己已有一定私有土地的，少分土地，避免土地分配的过度不均。

     -雇农或贫农中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的，多分土地，让最贫困的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改善生活。

     -如雇贫农中孤老或有老年与小孩过多者，经乡代表会同意，可以三人当两人计算，体现了分配政策的灵活性和人性化。

     2.分土地的每一份或一股的标准，是通过精确计算人口和土地得出的： -人口计算：统计少地无地的贫农中农人口数量；统计被没收土地的富农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口时，要区分有劳动力者和无劳动力者的数量，为合理分配土地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

     -土地计算：统计被没收的田地数量（贫农中农从地主那里佃来的土地，仍作为被没收的土地）；统计贫农中农的私产数量；以土地总数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每一劳动力可分的田数，即劳动分地标准；那些自己有土地，够吃够用的中农，其人口与土地不列入分配数目之内，保证了分配的针对性。

     3.没收与分配的土地具体步骤： -各乡各村召集农民大会，详细报告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让农民群众充分了解土地革命政策，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乡代表会议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并动员雇农小组、贫农团、党与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积极参与，形成广泛的群众查田运动，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在调查地主富农土地之后，为了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再对贫农中农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登记，全面掌握土地和人口信息。

     -代表会议定期计算分地标准，确保分配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依据分地标准与各家人口，实地分割土地，保证分配的公平公正。

     -乡村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重点审查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雇农贫农中农是否真正得到实际利益，接受群众的监督。

     印江各地的土地分配，基本上都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进行。

    当时区、乡政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开展土地没收和土地分配工作。

    各乡都成立了评议小组，由乡政府干部、自卫队长、乡苏维埃代表和农会负责人共同组成。

    在召集农民大会的基础上，首先仔细查田地面积，再认真计算人口，进行造册登记，而后开会确定划分标准，最后实地分田。

    分田过程中，逐丘插牌，落实到户。

    牌子用木竹制成，上面清晰地写着某某人分得田土积多少挑及四周抵界，确保土地分配的清晰明确。

    以沙子坡为例，在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一共召开了三次农民积极分子会议，每次约有二、三十人参加。

    评议委员由区政府主席夏国安、副主席王顺民、红军代表徐委员、文书陈德银、乡政府主席鲁金山和自卫队长等人组成。

    自卫队骨干张华安也参与过评议工作。

    他们没收了尹恒昌、曾广四、郭裕清、张云昌、尹福林、傅万湘、张华宣、任百陶等豪绅的土地。

    当时沙子坡是以旧行政区划——甲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

    由于各甲的土地和人口数量存在差异，所以分配土地的标准也不尽相同。

    任修福家五口人，分得谷田25挑，包谷土6挑，还分得被子、衣裳等财物。

    而官塘区文书陈德银，全家五口人均分得谷田5挑面积，土还未进行分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印江当时凡属于黔东特区的地域内，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

    “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打土豪”的内容，在印江主要有三项：一是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为民除害；二是没收其财产田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三是扣留人质，勒令其亲属限期赎取，群众形象地将这一做法称为“捉肥羊。

     这后一种“捉肥羊子”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豪劣绅的经济实力，也补充了革命队伍的物资。

    风谷岭乡游击队曾成功扣押庙坪土豪田满，责令其家属限期用几十块大洋赎取，尽管后来因故赎取未能实现，但这一行动给当地土豪劣绅敲响了警钟。

    刀坷游击队也曾将一些豪绅扣押于乡政府，通过罚款赎取的方式，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同时获取了一定的资金，用于支持革命活动。

     在土地革命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土豪劣绅、旧时官吏及其代理人妄图蒙混过关，以“积极”的伪装混入各级政权机构。

    沙子坡的何树珍，家中拥有一百多挑谷子，在当地算得上是财主。

    红三军初到之时，他心怀不轨，伪装积极，骗取信任，窃取了官塘乡政府主席的职务。

    然而，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革命的矛头指向了他。

    当分配土地触及到他的利益时，他原形毕露，抗拒分配自己的土地。

    按照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