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北的神兵运动 1933年，黔东发生罕见大旱，印江沙子坡集市上米价卖到一块光洋一升(合9斤)，真是“米珠薪桂”。

    六井山中，不少农户飘粒无收，而县、区催粮逼款的差役仍然三天两头登门上户敲诈勒索，还要招待酒饭和大烟。

    当地农民怕他们如怕活阎王一般，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奔往他乡另找生路。

    这时从外面传来了闹“神兵”的消息，以反对政府、军队的苛捐杂税为目，提出“三灭”(灭兵、灭捐、灭税)的口号，共同过太平日子。

    印江最先建立神坛的是中六井溪的天池坪，创始者是印江天池坪李天保。

    神坛既立，男女老少，纷纷加入。

     继天池坪神坛之后，六井溪的村寨纷纷邀请他们前去传道，设坛。

    于是，先后设立了神坛。

    这些地方成了“神兵:的天下。

    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成了印江各神坛的始主，具有相当的威望。

    此外，宁家坪佛主宁国学，由于生性耿直，办事能力强，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李、宁二人均为印江神坛中较有影响的领导人物。

     到了1934年初，印江神坛进入“全盛时期”，拥有“神兵”约四、五千人，特别在西区、北区，神兵的影响举足轻重。

     各地神坛，都带着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

    其组织形式大体相同，公推出一个“佛主”之后，下面即遍设“神将”。

    冠以“文武观音”，“吕洞宾"，“何仙姑”、“穆英”、“杨氏七郎”、“七姐妹”、“搜山虎”等称号。

     练功练符的男女神兵，不准同房。

    要求斋戒沐浴，虔诚礼拜。

     男女“神兵”都制备了打仗用的家什。

    男的佩符、耍刀、舞叉，若遇出阵就喝神水。

    女的佩符，挂镜、执剪刀，茅草。

    据说剪断茅草就是剪掉仇人的头颅。

    佛主是神坛内的最高权威，一切事宜概由佛主作主，说一不二。

     神坛不分男女老少，统统接收。

    入坛者，有农民，有手工业者，有小商小贩，有下台的官吏，有地方豪绅，有失意的旧军官.....。

    其组织成分复杂。

     然而，“神兵”的主体是广大穷苦农民，国民党的苛政逼迫他们揭竿而起，在“灭兵、灭捐、灭税”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以神坛为组织形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为了严肃纪律，神坛还制定了“四禁”:禁烟、禁酒、禁色、禁盗。

    入坛者须在佛坛前下跪起誓:“不贪色，不贪利，如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

    印江宁家坪神坛，包括宁家坪、蒋家寨、卢塘头等几个寨子，入坛者约三、四百人，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加入神坛的农民，白天从农，晚上练武，一遇政情，呜锣集合，聚众出击。

    地方大事，概由神坛作主，生杀定夺，悉听佛主。

    于是，各地神坛，酷似地方权力机关，俨若“政府”。

    而国民党的地方官吏一-乡长、镇长、保董、阊长、邻长，则权威尽失，自行解体。

     各地神兵的蜂起，令反动当局惊恐万状，斥之为“神匪”。

    地方官吏，仓惶呈报云:“神匪发生，打倒乡阔、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

    ”国民党当局，始则派出区、乡民团弹压，继则调遣各县驻军进击，后则动用正规军队“围剿。

    面对地方团练和军队的洋枪洋炮，“神兵”不畏强暴，凭借着大刀、梭标、火枪等原始武器，奋不顾身，越战越勇，多次击败放人，攻城宰吏，开仓济贫，威名大振。

     印江神兵”与地方民团、军阀部队前后作战十余次。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活动居1933年底在何家青宅坝与黔军廖怀忠部打仗，整个六井溪流域的“神兵”以及沙子坡的“神兵”都出动了。

    “神兵”打仗十分英勇，蒋家寨的蒋人。

    正酣战间，却被桑树林的官军伏兵冲散了“神兵”后队，前锋又不断有人中弹，队伍被迫退出山沟，理茯在城墙脚下的官军主力，便全线扑向“神兵”大队。

    沿途哉死的“神兵”不下百人。

    在西门坝留下的尸首，以妇女居多，她们都一手执剪刀，一手执茅草，次第倒在血泊之中。

    “神兵”败时，官军穷追不舍，直上大石墩，径取六井溪。

    官军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天池坪等地的民房袜烧毁不少。

    至此，“神兵”第二次攻城又告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