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印江、沿河、德江等县的广大农民深陷苦难的深渊。

    抓兵派款如同沉重的枷锁，无情地套在百姓脖颈；高额的赋税与征粮，更是将贫苦大众逼入绝境。

    干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踏上“神兵”之路。

    印江县的宁家坪、邱家寨、天池坪等村落，沿河县的旧寨坝、殷家坝、白沙溪等地，数千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他们高举反抗大旗，以血肉之躯对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

    “卫邻里，保乡亲；打官府，破豪门；杀贪官，除劣绅”，这激昂的口号响彻黔东大地，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志。

     沙子坡一带的“神兵”更是勇猛无畏，他们向印江县城发起进攻，成功赶跑伪县长，开仓放粮，让百姓们得以吃上一口饱饭。

    这场起义，如同平地惊雷，让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坐立不安。

    然而，敌人的反扑也随之而来。

    伪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国民党匪军，如同豺狼虎豹般涌入黔东。

    他们所到之处，清乡毁寨，大肆屠杀。

    未满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残忍地刺死在襁褓之中，村庄被付之一炬，鸡犬不留。

    “三光”政策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光明的到来，渴望有一支队伍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

     1934年6月的一天，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

    对门山上突然传来“牛吃麦子罗”的呼喊，这是乡亲们传递白匪军来袭的暗语。

    一时间，人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离。

    陈正国也准备回家拿些东西后躲进山里，可刚一转身，就看到三个背枪的人。

    他们的打扮与白匪军截然不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开口便是“老乡！不要怕，我们也是穷人”。

    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涌入陈正国的心田。

    但看到他们手中的枪，陈正国心中又不免产生疑虑。

    他不安地回到家中，拿出几件烂衣裳和一升荞麦，送到三人面前，以为他们是来索要东西的。

    三人见状先是一愣，随后笑着说道：“老乡，我们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你们把东西拿回去放好吧！”这句话让陈正国惊讶不已，他从未见过如此不抢百姓东西的“军队”。

     带着满心的疑惑，陈正国大胆询问：“你们究竟是那样军队？”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贺龙率领的红军！”“贺龙”这个名字，陈正国早有耳闻，但红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他却一无所知。

    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红军战士，发现他们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白匪军的凶神恶煞。

    正当陈正国想给他们弄点水喝时，转身却发现他们已经放下背包，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帮乡亲们插秧去了。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陈正国，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认定红军和百姓就是一家人。

    他迫不及待地跑进山里，将红军帮助插秧的事告诉乡亲们，大家听后纷纷放下心来，欢欢喜喜地回到村子。

    从这一天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在黔东的村村寨寨扎下了根。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红三军。

    他们于1934年5月初，从四川彭水西渡乌江，踏上了贵州的土地。

    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历经艰辛，先后经过后坪县（现属沿河县）的塘、务川县的干河坝、发科场、德江县的泉口司，最终抵达沿河县的思渠等地。

    5月21日，红三军进入沿河县县城西岸；6月1日，成功占领沿河县城；3日到达沿河县三区的沙子场；4日抵达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

    黔东地区的“神兵”听闻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便派冉少波为代表，热情地迎接红军前往印江县。

     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经过龙池、唐家溪、松桃县的麻阳、印江的鸡母溪，来到四区刀坝。

    6月15日，又从刀坝场出发，途经合水坡、岩桑坪、青石板、池坝、小郎坝、红花园等地，顺利抵达印江三区的沙子坡。

    当天晚上，红军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派人前往德江县六区的龙塘，抓住了罪大恶极的伪乡长、大土豪覃礼坤。

    覃礼坤仗着叔叔覃茂松（伪贵州省财粮厅官员）的权势，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

    16日，红军将覃礼坤押到沙子坡，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群众大会。

    贺龙军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鼓励大家不要迷信神灵，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属于自己的队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贺龙军长坚定地表示，红军会坚决为大家撑腰。

    这番话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在场的群众热血沸腾，掌声经久不息。

    各地的“神兵”纷纷来到沙子坡，强烈要求加入红军和游击队。

    旧寨坝的“神兵”在宁国学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后来被改编为印江独立团。

    会后，覃礼坤被押往德江枫香溪，最终在尔当溪花花桥边被枪毙。

    这个恶霸的伏法，让百姓们拍手称快，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怨气终于得以释放。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自红三军来到黔东，这片山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红旗在各个村落高高飘扬，革命的歌声响彻云霄。

    红军所到之处，百姓们夹道欢迎；红军离开时，身后留下的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钱人听闻红军到来，吓得仓皇逃窜；而干人们则欢呼雀跃，纷纷聚拢到红军身边。

    “红军到，干人笑，山笑水笑人欢笑，寒冬过去春天到”，这句民谣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景象。

     1934年6月19日，贺龙军长和夏曦主席在德江县枫香溪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建立黔东特区。

    随后，红三军迅速组织了地方工作队，分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深入群众之中，宣传革命道理。

    在沿河县旧寨坝乡，红军张均望、冯琪云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

    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均望同志耐心地向大家讲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什么是苏维埃。

    虽然这些新名词对于百姓们来说有些陌生，但大家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腰杆子似乎比以往更硬了。

     会后，旧寨坝乡开始选举乡苏维埃代表，杨正思、吴儒章、吴天贵等人当选。

    同时，成立了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杨景光担任主席，吴儒章任书记，王堂为自卫队长。

    在张均望同志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乡亲们逐渐明白了工农大众革命的意义，认识到只有成立工农自己的政府，组织起工农自己的武装，才能真正实现翻身解放。

    苏维埃，这个代表着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在百姓们心中扎下了根。

     一天，张均望同志从军部开会归来，在旧寨坝的瓦屋（大坝）再次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了枫香溪会议确定建立“黔东特区”的重要决议，并动员大家推选贫农代表，前往沿河白石溪参加大会。

    旧寨坝乡推选了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

    当他们到达白石溪时，红三军军部已经开拔前往长岗岭。

    于是，大会改在铅厂坝王家大院举行。

     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来自沿河、德江、印江三县的一百多名代表，以及三十几位红军代表，共计135人汇聚一堂。

    大会选举陈正国、孙秀亮、秦育清等代表组成主席团。

    夏曦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向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工农民众唯一的出路。

    他号召贵州黔东的广大农民，要摒弃对“神坛”和“神兵”的依赖，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革命，组织工农民众民主政府，坚决打倒地主豪绅、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

    最后，夏曦主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二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三是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建3万人的自卫队、1万人的游击队，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争取黔东苏维埃的胜利。

     红军代表钟子廷（钟山）也在会上发言，他强调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始终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希望大家积极发动群众，让三千人加入红军。

    会上，代表们还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等六个重要决议。

    随后，“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夏曦等80人当选为委员；汤福林参谋长、孙秀亮、秦月清、张均望等32人当选为常委，孙秀亮任主席，秦育清和陈正国任副主席。

     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最初在白石溪下寨张贯芝家办公，不久后迁至土地湾田兴宗家，这里成为了革命工作的重要据点。

    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黔军王家烈的部队以及地主武装杨通选、杨通红、杨通南、晏克武等，趁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之机，频繁袭击特区革命委员会。

    在敌人的骚扰下，特区革委被迫多次迁移，先后迁至铅厂坝、瓦场坝、谯家、皂角池、山羊岭、照东岩等地。

    在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6-7月间，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各区、乡纷纷组织起自卫队、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革命组织。

    一时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四个县的十万农民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这在黔东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标志着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