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

    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那套虚的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

    ” 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

    如今写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

    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没了。

    ”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他说：“也许吧。

    时代变了，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

    他们还存在，却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泥牛入海。

    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

    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不承认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

    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我说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于是自我便是世界。

    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

    ”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

    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

    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

    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

    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

    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

    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

    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

    ”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

    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

    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

    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

    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

    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

    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

    就说我吧，我是赢了，还是输了？” 他沉默良久，点了点头，说：“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

    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

    孔子死了，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却如此明显。

    人们看透了这一点，放下了精神高贵，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王朔是痞子，他还算痞得真诚，那些痞得虚伪的人，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

    古人可以凭人格力量做个布衣君子，今天谁称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强者的笑柄？观念一旦改变，我们甚至不能说小人是小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