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能算出原子弹的轨迹！” 帐篷外，狂风呼啸，沙粒打在帆布上沙沙作响。

    一位年轻的技术员裹紧了褪色的军大衣，把冻得发紫的手指放在嘴边哈气，继续在笔记本上记录数据。

     他知道，用算盘和计算尺得出的上万组数据，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青海金银滩，28岁的王淦昌隐姓埋名，化名为“王京”，在海拔3800米的高原上奔波。

    稀薄的空气让他常常感到头晕目眩，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但他总是笑着对同事说：“咱们站在这风口上，可是在为国家挡风呢。

    ” 一次野外勘探中，突降的大雪封了路，他和队员们挤在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里，靠吃压缩饼干和融化的雪水维持生命。

     马灯的光晕里，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点：“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靶心’，等原子弹在这里爆炸，全世界都会听见中国的声音。

    ”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倒计时的声音通过扬声器传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十、九、八……”秒针的跳动声在每个人的耳膜上轰鸣。

    当“零”字落下的那一刻，大地仿佛突然凝固，紧接着，一道强光刺破云层，仿佛太阳提前降临人间。

     “快看！”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底部是翻滚的火舌，顶部如同一朵盛开的雪莲花，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既壮丽又神圣。

     科研人员们相拥而泣，有人摘下帽子抛向空中，有人跪在地上亲吻着滚烫的沙土。

    一位老科学家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今日，中国有了自己的‘争气弹’。

    ”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当原子弹的光芒照亮天际时，千里之外的校园里，一群年轻人正经历着另一种“熔炼”。

    响应“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一场场拉练如同风暴，席卷了全国的校园。

     1965年深秋，北京某中学的学生们在凌晨四点集合，背包里装着窝头和咸菜，水壶里的水早已冰凉。

    带队的张老师举着马灯，灯光在晨雾中摇曳：“同学们，咱们这一路，要走一百里路，就当是走‘新长征’！” 十五岁的李华把磨破的布鞋带又紧了紧，脚趾头在鞋里冻得发麻。

    队伍沿着乡间小路行进，露水打湿了裤脚，远处的村庄还笼罩在黑暗中，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吠声，打破夜的寂静。

     “累不累？”班长回过头，把自己的围巾往李华脖子上紧了紧。

    少年们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有人不小心踩进泥坑，溅起的泥水在裤腿上开出一朵朵褐色的花。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他们坐在田埂上啃窝头，看着东方的天空由青转红，突然觉得，这一路的疲惫，都被这抹朝阳揉进了心里。

     在沈阳某机床厂，一群中学生戴着安全帽，跟着师傅学习车工技术。

    十六岁的赵建国第一次摸到车床的操纵杆，手心直冒冷汗。

    “慢着点，别把刀给打了！”王师傅在旁边大声提醒，机床旋转的声音震得人耳朵发麻，金属碎屑如火花般飞溅，落在赵建国的工作服上，烫出一个个小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