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份名叫“兰计划”的，日本人筹备接洽并诱降的中国将领及高官名单。

     她并不是重庆的正式特工，如果硬要说，只能属于一个叫做“飞鸟”的半拉子后备组织。

     四年前，参加完父亲的公祭大会，目睹山河沦陷后满腔的抗日热情，在战争中失去至亲的悲愤，和极力想要摆脱身为中日混血面临的质疑的她，找到了父亲的朋友，也就是军统局局长。

     那位有着突出颧骨和锐利眼睛的叔叔，实在拗不过亡友之女的一再恳求，才许她签下了一份申请。

     “飞鸟”只接受过最基础的特工训练，平时也和普通人无异。

    也只有在当地组织全都撤离、死亡或者失去联系时才会作为”万不得已”的选择，以事先安排的新身份开启特工工作。

     为保密和安全需要，这些不在正式编制的“飞鸟”们不但不知道自己的上线，就连接头人都需要他们自行联系见面，对方收信后会按组织提供的照片亲自确保是本人，再当面递交情报。

     而俞琬这只“飞鸟”被启用，一切都起始于去年在柏林家中收到的一封有着特殊记号的水电单。

     她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上面用隐形墨水写的数字，如果用组织给的密码本翻译之后，则是一份名单，一份包含着拟策反各地军阀头目和国民党高层名字的，能影响远东战局的名单。

     这也是既1940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实施梅计划，成功诱降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后，即将发动的第二个大型“以华制华”行动。

     “兰计划”的启动时间，正是今年五月。

     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重要的情报偏偏会出现在千万公里外的柏林，而不是南京、上海或者东京，但她知道那个神秘人联系到她，是真真的万不得已。

     自从1942年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府，重庆政府大使馆不得不整体撤离，外交官也随之遭到驱逐。

    盖世太保作为“见面礼”，逮捕了所有以外交身份从事情报工作的中方人员，这其中也包括了军统局原本在德的正式特工。

     她手头只有兰计划里那13个名字和密码本——都记在脑子里了，她只知道接头方的巴黎通讯地址，看名字，是一家华人经营的丝绸贸易商行。

     自从1938年欧洲战事初起，柏林的国际电报通讯就受到盖世太保的严密审查，她原本是为了避免消息被拦截的风险，也为更快找到接头人，才选择自己直接去巴黎的。

     后来辗转到了波兰军营，这里和集中营一样采取封闭式管理，连只鸟都飞不出去，她前段时间还偷偷去放军事电台的营房外转了几次，却发现那里全天候有人把守，她根本无法接近。

     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