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惠人心里清楚，集资的善后处理相当困难，他和赵安邦面对的麻烦可不小。

     集资是市政府所属牛山开发区投资公司牵头搞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这推不掉，也不能推，可一时间政府又筹不出这么多钱。

    可行的办法只有两条，或者由市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还债；或者按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要求坚决果断地追款。

     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满城风雨的时候谁还敢把款贷给他们？追款也叫扯淡，八个亿中有六个亿投到了新区建设中，变成了路，变成了自来水厂，变成了标准厂房，总不能把这些固定资产拆零分给集资债权人吧？！就是放给广东、深圳企业的那两个亿也没那么好追，当初人家向你融资都是有合同的，提前追款就是违反合同。

    所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用于新区建设的六个亿不能追，对广东、深圳一些运转良好，到期有能力履约还款的企业，也不能急着追，要追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安全的融资，可如此一来，八亿集资款就没法马上偿还了。

     赵安邦心里也很有数，布置工作时，就开诚布公地说：“钱胖子，我实话告诉你：这八个亿我和天明书记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咱还必须把集资款一分不少地尽快还到老百姓手上，该怎么办，多想想办法吧，市委只要结果不问过程！” 钱惠人试探着问：“这过程市委是不是当真不问？这你可得说实话！” 赵安邦道：“说不问就不问，不过，胖子，你也聪明点，不该让市委和天明书记知道的事，最好别让他们知道，只要不是党纪国法明文禁止的，就大胆地搞！” 钱惠人想了想，迟疑说：“集资在此之前也不是党纪国法明文禁止的吧？” 赵安邦摇头道：“这种搞法现在明文禁止了，别指望用新集资还旧集资了！” 钱惠人苦苦一笑，不说了，“好，好，我听明白了，反正是我们的事了，我和追债组的同志们研究一下，想办法吧，去偷去抢都和市委、和天明书记无关！” 这就是他们这个班子的工作作风，一层层下放权力，同时也下放责任。

    事实证明，不论赵安邦还是他钱惠人，干得都不错，换个四平八稳的人根本不会这么干。

     首先是银行贷款，以偿还集资款的理由申请贷款是完全不可能的，赵安邦便以政府宾馆和办公楼改造的虚假名义申请，还亲自出面摆了场鸿门宴，请六家银行行长吃了顿不好消化的饭，软硬兼施，连唬带诈，硬是从六家银行贷出了八千万。

     八千万不过是八亿集资款的十分之一，远远不够。

    赵安邦又壮着胆子挪用了省交通厅拨下来的省宁高速公路三亿五千万的建设资金，同时，打起了刚开工的高速公路的主意，让市交通局王局长带着一帮人满天飞，四处寻找买主。

    待交通厅吴厅长发现建设资金被挪用，要找上门时，省宁高速公路宁川段的路权竟让赵安邦顺利卖出去了，首期六个亿的付款一下子进了账，这西墙东墙上的窟窿才算补上。

     他干得更悬，追款从深圳追到香港，在香港意外地和当年那个官办小倒爷白原崴重逢了，见识了一个从未见识过的纸醉金迷的世界，骤然发现了资金运作的秘密，并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一场灵与肉的严峻考验。

    如果不是警惕性高，意志比较坚定，他那时就有可能被白原崴的糖衣炮弹击中，改写自己和一座城市的历史。

     其时，白原崴刚在香港自立门户，正以驻港三合公司的名义大做证券投机生意。

    为了做证券投机生意，白原崴以三合公司在深圳筹资建厂的名义，占用了宁川八千万集资款，是所有放出去的集资款中最危险的一笔。

    他到了香港，见了白原崴之后才知道，三合公司的这番投机生意竟然做得很好。

    一九八九年四月，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香港股市大幅震荡，恒生指数忽上忽下，给白原崴带来了一次好机会。

    三合公司大做恒生期指，两亿港币的资金组合短短两个月就赚了五千万。

    因此，白原崴对宁川方面提出的中止融资合同的要求不予理会，要继续执行已签订的融资合同。

    钱惠人岂敢答应？通过汉江省政府驻港办事处请来了一位律师，和白原崴据理力争。

    律师指出：作为乙方的深圳三合公司已经违反融资合同了，融资合同明确规定：甲方这八千万融资款是拆借给乙方用来在深圳建电子设备厂用的，不能非法打出境，弄到香港来，更不能用来炒股票。

    炒恒生期指，深圳三合公司实际上已涉嫌诈骗，并违反了外汇管理规定，按内地有关法律，是要立案抓人的。

     人还真抓了，抓了两个。

    一个是当初代表深圳三合公司签合同的法人代表王正义；一个是总经理，白原崴年轻漂亮的第一任太太刘露。

    是钱惠人从香港打电话过来，让宁川公安局抓的，宁川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当时就兼着追款小组副组长。

     白原崴这才软了下来，在半岛酒店请客赔罪，和钱惠人协商解决办法，声称这是误会，“钱秘书长，融资款被另做它用我承认，可这真不是诈骗，你搞错了！” 钱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