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把海泥压上去时，伤口已经肿得发亮，皮肤下青紫的血管突突跳动。

    每一下按压都像是用砂纸打磨活肉，可我顾不上疼痛，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指甲深深抠进掌心留下月牙形的血痕。

     淤泥里的碎贝壳划伤手指，我却感觉不到新伤的疼痛——比起脚趾的剧痛，这点划伤根本算不得什么。

     “再厚些，再厚些！”我对着伤口喃喃自语，指甲缝里的血泥越积越厚，结成暗红色的硬块。

    阳光晒得海泥表面微微发烫，与伤口的灼痛混在一起，仿佛整只脚都被架在火上炙烤。

     远处传来归航渔船的汽笛声，可我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死死盯着那团渐渐凝固的血泥，数着自己急促的心跳。

     约莫过了半个世纪那么漫长的时间（其实不过半小时），我才敢试着活动脚趾。

    伤口周围的海泥已经被血浸透，结成一层硬壳，随着轻微的动作簌簌掉落。

     单脚跪在滚烫的海泥上，汗水顺着脊背流进裤腰，在腰间勒出一道咸涩的痕。

    我扯下衣角，用牙齿咬着撕成布条，将结块的海泥和伤口紧紧缠住——这临时的“绷带”，带着海水的咸腥和自己的体温。

     当我拄着半截漂木，一瘸一拐往岸上挪时，夕阳正把海面染成血色。

    每走一步，受伤的脚就传来一阵钻心的钝痛，可我挺直脊背，不肯让自己的身影在余晖里显得佝偻。

     远处炊烟袅袅升起，我知道，家里还有等着我带蚬子回去下锅的爹娘，这点伤，不过是盐碱地上又一道结痂的印记罢了。

     一瘸一拐地往家走时，三里路变得无比漫长。

    每走一步，受伤的脚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可我咬着牙，愣是没掉一滴眼泪。

    我知道，在这个贫苦的家里，我不能倒下，更不能喊疼。

     回到家后，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可我却笑着安慰她：“娘，不碍事！过两天就好了！” 那些日子，受伤的脚反倒成了我的“特权”，不用再去干繁重的农活。

    每晚六点半，我都会准时守在那台老旧的红星牌收音机旁，听刘兰芳先生讲《岳飞传》。

     “啪嗒”一声拧开收音机，电流的杂音像初春解冻的溪流，紧接着，刘兰芳先生铿锵有力的声音便从喇叭里流淌出来。

    五哥总是雷打不动地准时赶来，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窝头。

     村里其他有收音机的人家，也都不约而同地响起那熟悉的开场白。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评书成了我们贫瘠生活里最珍贵的精神食粮，岳飞的忠肝义胆、精忠报国，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胶州湾的潮水涨了又落，我的手掌也渐渐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那些带着血与汗的日子，那些在苦难中咬牙坚持的时光，早已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信念，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

    每一道伤疤，都是成长的勋章；每一次疼痛，都让我变得更加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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