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把它扭转过来，有那么容易吗？连你属下干部的意见都统一不了，你又怎么去同村民们对话？如果你非要跟他们拧着来，那你在他们眼里，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形象？穆永吉昨天刚刚说过的话再次在耳旁响了起来，没错，眼前这些人，十天之后，几乎全都是握有投票权，全都是掌握你命运的人。

    回头再想一想，市委书记陈正祥前两天把话都给你说到什么分上了？“就算老百姓真要闹事，只要这个月不闹就行。

    等你当了市长，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平心而论不也是掏心窝子的话吗？ 改个时间再和群众对话，此刻一点儿也不晚。

    说上几句安慰话，然后一一握手，一一夸上两句，摆摆手打道回府。

    明天就是吴州市委公开选拔县市干部考试的第一天，十天以后，就是党代会，然后就是人代会。

    半个月后，你名正言顺地就是市长了，到了那时你还担心什么？而你现在究竟急什么？非要让眼前这些人合了伙死心塌地地反对你？ 可是，你真的能这样吗？此时此刻，江阴区几十万老百姓的眼光就只盯在了一个人身上！你忍心吗？ 这可真是一场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

     眼前的现实不正是如此？ 面对着人民群众，你真会不忍心？真能不忍心？ 但是，如果你真要是不忍心，等待你的也许就只有这样一个结局： 十天半月以后，党代会、人代会开过，你很可能就是孤家寡人，孑然一身了，你就会同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过他们权益的人民群众一样，成为他们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了。

     现实中这样的实例并不鲜见，所有下台官员自己都亲耳听到过这样一个评价：你不是爱人民、为人民嘛，那你就一辈子当人民去吧！ 现场的沉寂，打断了他的深思。

     夏中民轻轻喝了口水，不经意地看了看眼前的这些正眼巴巴地盯着自己的面孔，有些疲惫地问：“接着说吧，还有谁想发言？” 良久，江阴区委的一个叫陈敏的副书记说话了：“本来不想说了，但还是忍不住。

    开门见山吧，一句话，我不同意大家刚才的看法。

    说什么农民的负担减不下来，实在是没办法。

    如果我们都是这种观点，那不是太危险了吗？今后我们还怎么跟群众打交道？我在乡镇干了近二十年，乡镇的情况我应该有发言权吧。

    ‘文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那会儿，一个乡镇有多少干部编制？二三十个。

    现在有多少？不到两万人的乡也有三四百个，大点镇差不多都有四五百。

    如果连那些编外的、临时的，这个所、那个站的都算进来，又有多少？这还不算学校，不算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派出机构。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把我们的村干部算上呀。

    刚才一些支部书记叫苦连天，至于吗？其实你们都清楚，一旦当了支部书记，在村子里你们种的地是最好的，住的房子是最大的。

    各种各样的好处，首先是你们的。

    凭良心说说，我说的是不是过分了？” 陈敏继续说道：“再说在座的乡镇干部，哪个没有手机，哪个没有小车？有几个乡镇干部家里不是三层楼，独家院？一盒烟，一桶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座楼。

    农民说的是谁？我们吃的谁，花的谁，用的谁？不都是农民吗？可我们今天把农民都说成了什么？简直比强盗还强盗，比恶霸还恶霸。

    良心何在！忍心吗！我们不干了，退休了，还有退休金，养老费。

    农民又有什么？……再不减轻农民负担，迟早一天要出大问题。

    要真到了那一天，说句难听的，咱们都得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