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

    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

    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

    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

    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

    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

    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