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市长还劝过小亮，让他慎重考虑，所以……” 赵安邦很恼火，“所以，省纪委找上门你们还不知道？王汝成，你说说看，这叫什么事？你们对得起去世的白天明书记吗？让我和池大姐怎么说？说什么？！” 王汝成喃喃道：“就是，就是，要是小亮不调走，本来可以保一保……” 赵安邦这才发现自己有些感情用事了，缓和了一下口气，尽量平静地说：“汝成，你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啊！我并不是怪你没保白小亮，白小亮真犯了事，谁保得了啊？我是说你们的责任，你，还有钱惠人！你们怎么眼睁睁地看着白天明书记的独生儿子走到这一步？你们干什么吃的？把天明同志的嘱托放在心上了吗？！” 王汝成检讨道：“怪我，怪我们，看来，政治上还是关心不够啊！” 赵安邦想了起来，“哦，你刚才说池大姐找你，怎么？大姐找你求情了？” 王汝成摇摇头，“这倒也不是，大姐就是想了解情况，可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 赵安邦注意地看着王汝成，“你是真不清楚，还是不好和池大姐说？” 王汝成苦笑道：“赵省长，我是真不清楚！白小亮被弄走后我才知道。

    我当时就把市纪委的同志叫来问了，这才弄明白，原来不是我们市里的事。

    ”说罢，看了看手表，赔着小心道，“赵省长，这事是不是先别说了？钱市长马上过来了，晚上我们市委、市政府要给您接接风，哦，对了，还请了平州石亚南市长作陪……” 赵安邦手一挥，没好气地道：“还接什么风？走，先去看看池大姐吧！” 从宁川国宾馆出发，一路赶往白家时，已是晚上六点钟了，大街上的白兰花路灯和一座座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全亮了，生机勃勃的大宁川呈现出入夜的辉煌。

     然而，这日晚上，宁川辉煌的万家灯火，在赵安邦眼里却一点点暗淡下来。

     老领导的儿子竟然出事了，不但挪用公款，也许还贪污，让一身正气的老领导在天之灵都不得安宁！王汝成和钱惠人是怎么搞的？怎么就看着白小亮去干什么投资公司总经理了？白小亮懂什么投资！资本和投资的生态圈竞争残酷，连白原崴这种资本运作高手都有失手的时候，何况他白小亮？！白小亮就算能廉洁自守，不违法犯罪，只怕也会在市场运作上栽跟斗。

    白天明在世时就曾和他说过，——决不是客气话：小亮这孩子能安分守已做个普通机关干部，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 正这么胡思乱想着，摆在警卫秘书小项那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小项从前排座位上回过头，“赵省长，是伟业国际白原崴的电话，接不接？” 赵安邦一怔，这个白原崴，追得可真紧啊！忙冲着小项摆手道：“告诉他，就说我正在会见外宾，现在没时间和他烦，该找他时我会找他的，让他等着好了！” 白原崴不知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说了好一会儿，小项一直打哈哈应付。

     合上手机后，小项汇报说：“赵省长，白原崴希望您能尽快接见他一下，说……说是今夜就在国宾馆候着您了，要……要和您来个不见不散哩！” 赵安邦挂着脸，“哼”了一声，“愿意等就让他等吧，他来开会，本来就住在国宾馆嘛！”说罢，往靠背上一倒，看着车窗外不断流逝的灯火，又想开了心思。

     自从做了省委书记，住进共和道十号这座西式小楼以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时常会袭上裴一弘的心头。

    这其中有显而易见的孤独，有时断时续的忧郁，间或也还有些莫名的兴奋。

    这让裴一弘觉得很奇怪，他还有什么好兴奋的呢？难道他这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现在还需要用共和道上一座旧时代遗留的小洋楼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吗？后来才发现，这莫名的兴奋竟来源于溶在血液中的某种深刻记忆。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有些记忆是难以忘却的，包括那些毛绒绒的细节，比如二十一年前的那个傍晚。

    那是属于裴一弘个人的具有隐私意味的记忆，印象深刻无比，却又无法与人言说，哪怕对自己的家人，至今回忆起来，一切还历历在目。

     是的，就是二十一年前那个仲夏的傍晚，当他以省委机要秘书的身份第一次走在共和道的树阴下，第一次鼓足勇气按响共和道十号院门门铃时，心情曾是何等的紧张啊！那时十号院里住着德高望重的老省长，还使着历史久远的英国老式门铃，铃声单调而沉闷。

    他按过门铃后在门前等待，等了好长时间，似乎有一个世纪，可看了手表才知道，其实不过三十几秒钟。

    后来，当他准备再次按动门铃时，红漆大门上的小窗才打开了，门卫的脸孔出现在小窗内，像一幅贴在证件上的标准照。

    那时谁认识他这个新分来的七七级大学生啊？省委办公厅明明事先打过电话，门卫仍隔着大门上的小窗好生盘问了一通，还认真查验了他的工作证。

    进得门来却又没见到老省长，老省长有外事活动刚出去，送交的文件是一位秘书签收的。

    那天，走出共和道十号院，裴一弘发现自己刚换上的白衬衣全被胸前背后的汗水浸透了。

     嗣后三年，他作为省委办公厅秘书、机要处副处长，成了共和道上的常客，经常来往于一号至三十几号的深宅大院，给省长、省委书记、常委们送文件，送通知，处理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事务。

    那时的裴一弘在省委领导们面前太不起眼了，有些事说来好笑：一位省委副书记直到他离开省委办公厅都没记住他姓啥，一直热情地喊他“小弘”。

    不过，最初的拘束和紧张却渐渐消失了，共和道神秘的面纱也于不经意间在他面前一点点撕开了，他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幕幕历史的见证人。

     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五年全省地市级干部大调整。

    那幕历史发生在共和道五号老书记刘焕章家里。

    刘焕章是那年一月从北京调到汉江省做省委书记的，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做了刘焕章的秘书，一做三年，一九八八年才由刘焕章提名建议到省团委做了副书记。

    裴一弘清楚地记得，在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在楼外沙沙作响的细雨声中，刘焕章大笔一挥，在省委一份干部任免文件上签了字，一举决定了五十多名地市级和二百多名县处级干部的命运。

    一批老同志下去了，许多年轻干部上来了，赵安邦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赵安邦还只是文山地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党委书记，却在大胆启用四化干部的气氛中，进了省委三梯队干部名单。

    嗣后，赵安邦于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一步步上来了，上得真不容易，不论在哪儿任职都有争议。

    诚如刘焕章所言，是个异数，像这样的异数，在汉江省的干部队伍中并不多见。

     刘焕章做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届中央委员，任职省委书记长达十二年。

    在宁川的班子上做过一些错误决策。

    最终，宁川搞上去了，老人也退下来了，就是在退下来后的一次茶话会上，刘焕章曾当众对赵安邦鞠躬致敬，给他和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临上手术台，老人还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谈宁川，谈文山。

    文山是老人的又一块心病，老人家退下来后不止一次和他、和赵安邦说过：以文山为中心的北部欠发达地区不搞上去，汉江这个经济大省就是跛脚巨人，他就死不瞑目。

     老领导总算命大，到底没倒在手术台上。

    但是，手术却并不成功，癌细胞已全面转移。

    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悄悄告诉裴一弘，靠药物维持，患者最多还能支撑三个月左右。

    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老书记，裴一弘强做笑脸，背转身却不禁潸然泪下。

     知道老书记来日无多，裴一弘便想把老书记《汉江二十年改革论文集》早日整理出版，并决定再为老书记做一回秘书，给论文集写个自序。

    不料，连着几晚都有外事活动，硬是坐不下来。

    这日下班没事，刚把电脑打开，省委副书记于华北偏又来了电话，说是要过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