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是他应尽的义务。

     不过叶一柏懒得和那位不知道是裴局还是裴处的人解释，见警员们已经小心翼翼地将周大头扶上担架躺好了，他转身，率先向门口院子走去。

     这时候搪瓷杯警员也把车子开过来了。

     叶一柏率先上车，在后车座车门处对抬着担架过来的警员说，“我来接，头朝我，慢慢来。

    ” 警员都是人高马大的，在几人的通力合作下，担架平稳放入了车后座。

     后座车门关上，叶一柏对着驾驶座上的小警员比了个OK的手势，示意可以开车了，小警员点点头，正要点火，副驾驶座的门被拉开，裴泽弼坐了上来。

     “裴裴局，您也去啊。

    ”搪瓷杯警员有点结巴。

     裴泽弼看向驾驶位上的小警察，同时目光好似不经意将略过后排的叶一柏，“嗯”了一声。

     两辆警车先后启动，风驰电掣般驶出警局大门。

     1933年的，上海主要街道口已经装上了红绿灯，但与后世不同，此时的红绿灯只有红绿两灯，且非自动，而是由巡警控制，巡警也是属于警察局下属机构，还是警察局中较低一级的存在。

     因此这些巡警们一看到市局的车，就立刻吹动勺子示意两旁行人和车辆避让，且迅速把当下的绿灯改成了红灯。

     警车一路疾驰，车子所到之处，一路红灯，伴随着巡警们震天的哨子声和被驱赶四散的行人车辆，呼啸而过。

     坐在车后的叶一柏看着这幅场景，也不由有些咋舌，这种权力至上的场景，也只有这个时代才看得到吧。

     十分钟后，警车停在普济医院门口。

     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急诊制度，晚上19:20分，普济医院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只有保安亭里有一个老头正点着油灯打瞌睡。

     后面那辆警车“嘟嘟嘟”开始鸣笛。

     普济医院附近都是居民区，30年代的大部分人睡得还是很早的，晚上七八点钟一般都已经躺在床上了，刺耳的鸣笛声引得不少人叫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