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四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恒生指数终于站稳了月初跌破的那条支撑线。

     新闻里说：“市场信心回暖，本地地产股止跌反弹” 但没有人提起，有多少人在这场止跌之前，已经没了翻盘的筹码。

     沉时安在新加坡的一间证券公司办公室里，签署了最后一张指令纸。

     内容是清仓。

     信托账户中与香港挂钩的全部资产，在四月初至月底之间已逐步出场，资金回流瑞士。

     他在风暴的余波中埋伏近五个月，等到资产结构最脆的时候才下刀，整场战役不露声色，却赚得极稳。

     交易员拿着单据来让他确认时，多看了他一眼：“你是我们见过最冷静的客户，完全不像个学生。

    ” 他没回应，签完字，站起身，走出玻璃门。

     五月十日，瑞士账户完成所有结算。

     沉时安在新加坡一家银行设立独立投资结构，正式脱离信托保护，开始为自己搭建下一个阶段的舞台。

     那年，他即将十八岁。

     五月中旬，香港天气微热。

     欧丽华坐在中环办公室最后一次落地窗前。

     这是她准备腾出来、交给新团队的一层楼，几十年曾是她的战场，如今连光线也陌生了。

     秘书进来递给她一封文书，是她在欧氏控股董事长职位的辞任文件。

     她没看，签了字，把笔盖盖上。

     “记者那边……不准备发声明吗？”秘书问。

     她摇头：“写什么？写我病了？写我年纪大了？写我想陪家人？” 秘书小声说：“写什么都有人信的。

    ” 她轻轻笑了。

     指尖落在茶几一角，那是一枚旧款瓷盏，有点磕痕，是她二十多年前从纽约带回来的。

     “你知道吗，”她忽然低声说，“以前我开会到晚上十二点，从这里下楼，还能看到办公室外一整排灯都亮着。

    那时候我觉得，只要我不松手，没人能动得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