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
我一边吩咐护士给他裹血压计，一边轻声问他：
“哪儿疼？哪儿难受？”
他只是低声呻吟，说不清楚疼痛部位。
测了一下血压，收缩压一百四。
搞不清楚详细的伤情，但血压基本正常，好像也有知觉。
“大夫，请看一下左床的血型！”
护士长已拿着承物玻璃片从左端床上伤者的耳朵上采了血，与实验液混合在一起，等候显像判定血型。
此空闲，她冲我喊，并在判定后反问：
“是Ａ型吧？”
“对，是Ａ型。
”我答道。
“那我就输血啦。
在这之前请再检查一下！”护士长说。
我给左端床上的伤者按上听诊器。
这个人也是脸色苍白，心音很弱，几乎摸不到脉搏。
常穿坑内靴的脚脖子，内弯得有些异常，表明那儿骨折了。
可能是那儿很难受，他时常朝上伸出手来，抚弄下腹部。
“给脚脖子拍张Ｘ光片好吗？”我问道
“大夫，把他弄到Ｘ光室很费劲儿，暂且先在这里输血怎么样？”护士长反问我。
“那就先把血压正常的伤者移到病房吧！”
“我觉得那人可能没问题，我们马上把他移过去，请大夫看这边的人！”
我时而去右边，时而去左边，乍一看，好像在很忙碌地工作，其实，我只是按照护士长所说的在做。
大约三十分钟后，我向聚集而来的煤矿职工、工会相关人员以及赶来的警察发布事故伤亡简报。
就是说，第一个被运来的是丹泽茂先生，四十二岁，全身撞伤，入院时已经死亡；第二个是中津川三郎先生，三十二岁，全身撞伤，病危；另一个是四十五岁的北山吉藏先生，他右脚脖子骨折，现怀疑内脏出血，病危。
对报社接连打来的咨询电话，也给予了同样的回答。
第二步如此处置三个入院者：丹泽先生已经死亡，我让门诊部的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清洗尸体以等待入殓；北山先生转入手术室，一边输血和补液，一边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往不稳定的脚脖子上按夹板，等待身体恢复；中津川先生暂时移到单人病房，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拭去脸部和手脚上的煤粉，让他继续吸氧，观察周身反应。
事故发生后约两个小时，也就是三点左右，丹泽先生的遗体被运回位于医院后方的自己家里。
北山先生的血压回升到一百三，恢复了知觉，腹痛也不那么强烈了。
根据其现实状况，把他从手术室移到了病房。
此时，病房中中津川先生的Ｘ光片已经冲洗出来了。
因为当时他全身发软，就以其腰部为中心，对擦伤的右手、右腿以及头部、颈部胸部均拍了照片。
不可思议的是，反复查看各部位照片，看不出有伤痕，骨骼都正常。
尽管想象得很严重，实际并非如此。
这样再好不过，我也就放心了。
尔后吩咐护士再做尿液和血液检查，每三十分钟测量一次血压，细心观察肢体反应。
到这时，我冷静下来了。
丹泽先生被送来时，已经死亡，这没有办法。
没有急着给北山先生剖腹和做脚踝手术，先行输血和补液观察伤势，好像很有效果。
他的脸庞又恢复了生气，自己会说哪儿疼，让人帮他斜躺着身子就感到舒适。
可能起先怀疑的内脏出血并不存在，只做脚踝骨折矫正术就能解决问题。
我稍微放心了一些。
又去进行延时已久的午后巡诊。
最后回到门诊，开始诊治其他的外来病人。
我刚给病人换完纱布，病房那边的护士就跑来了。
“中津川先生说有事儿，想马上跟您说。
”
“什么事儿？”
“他要直接跟您说。
”
“病情有什么变化吗？”
“血压一百四，正常。
”
“稍微等一会儿！我处理完这几个外来的病人。
”
“他说请大夫赶快来……”
“真让人为难啊。
”
我回头看了看待诊的病人和护士长，说了声“那我去看看”，走出了门诊室。
我进病房时，中津川先生正仰卧在床上，睁着大眼睛，注视着天花板。
好像体力已经恢复了，气色也不错。
“什么事儿？”
“请问，这氧气可以摘掉吧？”
“没必要用啦。
我给你摘掉。
”
我把贴在他脸颊上的氧气管取下来，关上氧气瓶。
再量一下血压，一百四，正常，脉搏也良好。
“这样就行了。
”
“不……”
中津川先生用难以言说的表情看了看我，问：
“Ｘ光照片怎么样？”
“仔细看了一下，一切正常。
如果不能走路，可能是腰部或胯关节骨头受伤了。
有时Ｘ光片显现不出来，我想等你情绪安定时，再重拍一次。
”
“是吗？”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不，不是……”
中津川先生态度淡然，语言含糊不清。
“那怎么啦？”
“其实……我能走。
”
“啊……”
“我能走。
”
“真想不到。
”
“我站一下行吗？”
中津川先生一边满面歉意地用手挠头，一边从床上爬起来，尔后轻盈地站到被子上面。
“哪儿也不疼。
”
他像做广播体操般地挥动着双手，屈伸着膝盖。
“对不起！”
“不是对不起的问题。
”
我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穿着睡衣的中津川先生。
“头不疼吗？”
“没事儿。
”
他又应声左右摇动着脖子。
“你是遇到塌方，没来得及逃出来吧？”
“是的。
”
中津川先生好像做了坏事，自知理亏地慢慢钻回被窝。
“刚来医院时，你脸色刷白，身体完全没劲儿。
”
“自我感觉也是这样。
”
“据救急队说，你正好被夹在丹泽先生和北山先生中间，筋疲力尽地倒在那里。
”
“这些情况我记不清了。
”
“奇怪啊。
”
“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
于是，我明白了他当时的实际状况。
“原来是这样，你在塌方的一刹那被吓得失去了知觉？”
“……”
“你身体没有受伤，只是被吓得瘫软了。
仅此而已。
”
他在被窝里使劲儿地挠头。
“真让人为难啊。
”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对公司、警察和报社宣布他因全身撞伤而病危。
“丹泽先生死了，北山先生脚骨七零八落。
”我对他说起另外两个人的现状。
“对不起！”
他道歉的方式很奇特，说实话，我是希望他道歉的。
“其实我也很为难。
”他喃喃地说道。
“为什么呢？”
“老婆对此很担心。
她从来没有温柔地对待过我。
”
“那是啊。
你被送来时，我说过‘也许不行了’。
因为你真的从脸颊到嘴唇都刷白，浑身一动也不动。
”
“那时的状态是真实的，我没有作假。
”
“你太太说什么啦？”
“她好像给亲戚们打电话说，看样子只能留条命。
我想，亲戚们很快就会赶来的。
”
他十分沮丧。
“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如实说当时被吓瘫软了，别无办法。
”
“请等一下！如果这么说，老婆会拷问我的。
”
“怎么？”
“老婆比我要强，她会说我是个窝囊废，无故地惊扰众人！”
说起来，中津川先生的太太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比他显得高大。
“您能给想个办法吗？”中津川不无忧虑地问。
“你这种情况，我很难办啊。
”
我脸上露出不快的表情。
又转念一想，如果说他被吓得昏过去了，只是瘫软了，医院硬是没看出来。
我这个医生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了。
“我老婆马上就会来。
”
“那就像真的伤了腰一样，给你缠上石膏绷带好吗？”
“行吧。
”
“只有这样，别无他法。
”
“缠哪儿呢？”
“当然是腰上。
只要缠上这个，太太和前来探望的人都会认为是重伤。
”
“缠上绷带会很难受吧？”
“缠得薄一点儿，不怎么难受。
明天下午给你缠吧。
”
“那说什么伤呢？”
“就说腰椎骨折。
”
“需要缠很长时间吧。
”
“一般两个月左右。
如果伤情出乎预料地轻微，可以只缠半个月左右。
”
“这样没事儿吗？”
“没事儿。
谁也不懂啊。
”
中津川先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很快又问：
“这样的话，就不能做那事儿了吧？”
“什么事？”
“和老婆做爱……”
“那就不行了。
因为腰缠着石膏绷带表明伤重，要忍耐半个月！”
“那可麻烦啦。
”
“不能什么都合适啊。
”
“要是半个月整呢？”
“那就不缠啦？”
“不，还是请您给我缠上吧！不然，不仅是老婆，连同伴们也会讥笑我是胆小鬼，看不起我或不理睬我。
”
“我要预先提醒一下，在缠着的时候和缠完以后，要不时地喊疼、喊难受。
”
“还在什么时候喊呢？”
“一般是被碰到腰部、或者身体活动时会感到疼。
”
“缠在这儿吗？”
他在毛毯下面抚弄着腰部说。
“啊，还有，能在缠上绷带前，能让我洗个澡吗？”
“洗澡？”
“身上满是灰尘，很难受。
”
“这是腰骨折了，根本不能动，要是洗澡的话，那该很荒唐吧。
”
“请给想个办法！”
“这次就请你自己用水擦擦身上，忍耐一下。
过几天太太不在场时，再让你悄悄地洗澡。
”
“那时能拆开石膏绷带吗？”
“石膏绷带很薄，马上就能拆开。
过后再给你缠上。
”
“上厕所怎么办？”
“如果开头一个星期就走着去，还是有点荒唐啊。
”
“那就是说要用便盆？我不能用那玩意儿。
”
“你说不用哪行？”
“是吗？”
“要忍耐一个星期！”
“真的只忍耐一个星期，就把我打发走？”
“最多两周。
对你这样处理，比真正的重伤病人还要费事。
”
“对不起！”
他满含歉意地垂下眼帘，露出重病般的可怜神情，在枕头上行礼。
第二天，中津川先生在假装喊着“疼！疼！”的同时，被缠上了石膏绷带。
他坚持用了一个星期便盆。
不用说，按照预定半个月的计划，他被顺利地拆开绷带，出院了。
这期间，他太太温柔地伺候于床上床下。
开头一个星期，他太太陪在床边用汤匙给他喂饭，中津川先生只消张开大嘴等着汤饭送入。
他出院时，送给我一瓶威士忌，说是一点心意，怕让太太听见，又小声说：“托您的福，享受了一次新婚氛围！”说完，便走了。
此事已经过去十三年了。
他每年寄来的贺年卡上，都标注着“胆小鬼”。
有时还这样写道：“现在太太过于强势，我现在真的愿意再瘫软一次。
”应当说，一个胆小鬼是他自己，另一个胆小鬼是我，现在我完全能理解他标注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