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喜？我很悲哀的呢。

    ”就表演出一种悲伤的神情，“这样可以吗？”我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其他几位副厅长肯定会不高兴，虽然他们会表示庆贺，但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

    在圈子里呆久了，我形成了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

    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就终结了。

    这种思维经过了多次的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

    这使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

     春节后，马厅长这一任都干不完就要下台的消息就传开了，看来厅里还有人在上面有信息渠道，这使我感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存在。

    为了减少敌意，我尽量低调做人。

    有一天丘副厅长跟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马厅长将下台的事。

    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厅长来日无多了。

    他说：“你知道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导火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争取这个机会。

    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真有点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有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

    ”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点。

     三月份马厅长身体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出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出来了。

    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

    马厅长虽然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

    我按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处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做，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干戈了。

    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做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

    我这种意识越是强烈，就越是体会到马厅长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马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按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

    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马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强。

    按说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子都不抱这种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他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

     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处易处长电话召来，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体砌起来。

    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让马厅长安心。

    浪费了几十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

    什么叫政治优先？易处长说：“按程序是应该等封了顶以后再砌墙体的。

    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

    ”我说：“要加快进度。

    ”又说：“留一条通道吧。

    ”他还想解释，我做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

    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就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