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江平已经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江平官场上都知道来了个新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地见过。

    除了刚来那天的干部大会，居思源在这十五天，准确点说是十四天，其中有一天他是回省城和女儿居淼一块儿玩欢乐谷的。

    十四天中，他有一大半时间泡在房间内，看资料，甚至还专门看了两本关于江平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

    另外的时间，在办公室待了大概三天，也是看资料，他让马鸣把能找到的近五年的江平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全都找来了，桌上堆得山高。

    他只看，并不记录。

    这一点，居思源是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的。

    小学时，他就发现在记忆力这一块，他有特长。

    人家总是记不住的东西，他往往瞟上一眼就能记住，这功夫就连老师也感叹少见。

    居老爷子那时刚刚从干校解放出来，亲自考了考儿子的特殊记忆能力，结果只说了一句话：要是在战争年代，你适合做侦察兵。

    做侦察兵，这是了不得的，并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从小，父亲给他讲战场上的故事时，说到侦察兵，总是佩服得不行。

    这记忆能力，后来在报社当记者时，更显露得让同行惊诧。

    大家一块儿采访，别人都争分夺秒地记录，居思源却只是听着。

    后来写出稿子时，居思源却从来不错，特别是记录被采访者的话语时，比人家用笔记录得还完整。

    这事后来传到人民日报社一位老总那里，那老总到江南专门与居思源见面，提出让居思源到北京工作。

    居思源正动摇间，当时省报老总王则劝他改行，并且已经获得了省委宣传部的同意。

    王则的理由是：当记者只能当十年，十年的记者生涯，足以为将来的工作奠定基础。

    那时，省委宣传部正要人，他改行过去便是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

    前两年，在北京，一次宴席间，他竟然碰到了要他到北京工作的人民日报的那位老总，老总说：“看来你没来是对的，不然，哪能主政一个省的科技工作？” 居思源要用最短的时间，将江平的一切都记在大脑里。

    他甚至要超过在江平待过多年的那些干部。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干部，能记住多少呢？上台说话有秘书写稿，出门调研有部门开炮，理论学习总是高调，具体办事马虎潦草。

    虽说全党倡导学习型组织，但真正学习的能有几个？不是不想学习，而是忙哪！开不完的会，批不完的文件，招不完的商，吃不完的饭局，接待不完的来宾……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整日陷在事务圈中。

    前年，居思源以厅长的身份到科技厅扶贫联系点，同当地的镇党委书记攀谈。

    那书记就感叹说，我们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学习，用的知识大多还是多年前的。

    要说有新知识，就是党校轮训时学一点。

    越到基层事务越复杂。

    最大的区别就是：上面是出政策，而下面是落实政策。

     这就难了。

    难就难在两个字——“落实”上。

     这十四天，居思源还主持了一个会议，政府常务会议。

    这个会议是在他来江平的第五天召开的，除了见面，没有其他议题。

    居思源开门见山，说就是想通过这个会，市长们增进些了解，特别是各自的工作上，有个直观的印象。

    四个副市长都分别汇报了分管工作，政府秘书长华石生，就政府办有关情况也作了说明。

    按一般规定，地级市至少可以配五到六个副市长的。

    江平以前也是六个。

    常务副市长高捷出了事，现在正异地看守，等待判决。

    另外一个副市长姓江，援藏去了。

    四个副市长中，向隽是中组部下派干部，也住在政府后面的小楼上，因此算是跟居思源见面最多的。

    向隽大概四十岁，齐耳短发，精神，知性，眉宇间又还透着些娇柔。

    以前，她也到科技厅去过。

    她下到江平前，在部里是副局长。

    下派干部的身份因此就变得微妙。

    在地方上，她是副市长，但她真正的身份却是部里的副局长。

    副局长对江平来说，就是北京的领导了。

    江平的很多项目，都得在北京解决。

    所以，向隽汇报时，就直接说自己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北京的，来江平就是来学习、来服务的。

    居思源笑着说：“不是服务，而是给江平带来活力，带来资源，带来希望的。

    ” 向隽清脆地一笑，其他几个副市长也笑了。

     副市长李远，原来排名就在高捷之后。

    向隽来后，他只得退了一位。

    但高捷出事后，他事实上就是承担着常务副市长的职责。

    他汇报的内容最杂，包括财政、金融、建设等好几大块，他一个人，就足足说了一个半小时。

    居思源一直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上几笔。

    他记的大都是数字，或者一些疑问。

    中间，居思源问了李远一次：“江平今年一到九月财政收入环比增长的幅度是多少？” 李远愣了一下，他不知是没听懂居思源的意思，还是没明白“环比”这个词的意思，瞪着眼睛，脸色发红。

    居思源见状也就没再往下问，他想，如果换作是他，他会提前将这些数字统计出来的。

    新市长来了听取汇报是必然的，空话大话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家人在一块儿，说些数字就最有说服力。

     副市长彭良凯在几个副市长中年龄最大，五十出头了，他同时还兼任着市公安局的局长。

    这个人军人出身，腰杆子挺得笔直，这一点，居思源很喜欢。

    居老爷子现在虽然九十岁了，可无论站着，还是坐着，都力求笔挺。

    可见军队确实是座大熔炉，能将人锻造成型，一辈子也难改变。

     彭良凯的汇报简单实在，就和子弹一般，没有多余。

    本来，居思源想问问彭良凯江平市的打黑情况，但考虑到这里面涉及一些秘密，便没再问。

     排在江平市副市长最末一位的是方天一，民主人士。

    这人生得又高又大，一副典型的北方人派头，黑，壮。

    说话粗声粗气，好像很难在他身上找出民主人士的那种温和与儒雅。

    他分管教育、卫生和文化，他看来十分喜欢一句话：“这事，主要是某某市长在负责”，比如文远书记，比如李远市长等，仿佛他自己只是跟在别人后面的一个具体干事的。

    这也难怪，民主人士领导干部在班子里，就目前情况下多少还有些尴尬在。

    问事吧，轮不到你。

    从分管工作上看，大部分都是软性工作，或者是配合其他领导的工作。

    不问事吧，天天得开会，而且得主持会议，讲话，作报告。

    确实为难啊！做得好，很容易让人有越位之嫌；做得不好，又会给人疲沓的感觉。

     方天一无疑也是，他将某某市长或文远书记挂在汇报之前，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居思源理解这种处境，科技厅里也有民主人士副厅长，做事总是畏首畏尾，难以施展。

    虽然他作为厅长，无论从里到外都十分支持民主人士副职的工作，但就是不见成效。

    究其原因，根源不在个人，而在整个社会形成的顽固意识也。

     政府常务会议开到一半，外面突然嘈杂起来。

    华石生出去了会儿，沉着脸回来，在李远的耳边说了几句。

    李远说：“让她走，这事不知说了多少回了！而且这事我们能问得起？” 居思源看见华石生点点头又出去了，回来后，他问道：“是有事？” “啊，居市长，是高捷高……老婆来了。

    ” “……这到底怎么回事？要做好工作嘛！啊！”居思源口气有点重了。

     李远道：“其实不关我们的事。

    那是省里专案组在查。

    高捷老婆叫花芳，地税局干部。

    高捷出事后，她就一直在到处奔走，说高捷是被人诬陷的。

    三天两头就到政府和市委，怎么解释、怎么劝都不行。

    ” “以后像这样的事，办公室要先行处置。

    在一楼要设立信访接待室，不能……”居思源又强调道，“当然，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是上访，都得认真对待，以免事态扩大化。

    ” 听完了各位副市长和华石生的汇报，居思源也没发表什么意见，就宣布散会了。

    散会过后，他特地将彭良凯叫到自己办公室，问：“彭市长，那高捷的事，到底……” “啊，居市长，这事本来应该早点向你汇报。

    但因为这案子不在我们手上，而在省里专案组手上。

    我们也只是掌握了些皮毛。

    高捷是在去年吉发强进去后，被牵连进去的。

    现在查明的是他在基建工程和重大项目上收受贿赂七百多万元。

    ” “既然查明了，那他老婆为什么还天天上访？” “花芳的意见是高捷从来没有收受过贿赂，她家里也没得到过一分钱。

    在江平，高捷一直被人认为是比较清廉的。

    她怀疑有人诬陷高捷，是想拉高捷下水，以保全自己。

    ”彭良凯压低了声音，“她说的话涉及市委的负责同志，我和李远同志都曾找过她谈话，可没效果。

    ” “高捷的七百多万是个什么概念？” “这七百万，据省里专案组讲，当时在高捷办公室就查出三十多万，同时，涉案的其他人交代，高捷在省城银行有多张存单，总金额近七百万。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