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普萨拉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慢。

    四月的校园里还有残雪未融，地面湿滑，空气刺冷，窗外的枯枝蔓延着伸进灰色的天空，像一幅潦草的黑白素描画。

     时之序坐在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两套报销系统：一套是大学自己的，一套是欧盟跨国合作项目的。

    两套系统之间有各种不兼容的问题，而她正被困在一张缺少收据的火车票和一张多算了一欧的饭费上，来回核对、修改。

     她在这个表格上改了第叁遍。

    英语、瑞典语夹杂的术语让人头胀，她不得不开着分屏，用谷歌翻译对照。

    桌上堆着几张潦草的会议记录、两本摊开的参考书和一个空掉的咖啡杯。

    走廊传来几句低声交谈，是北欧人干巴巴的smalltalk，不出叁句就草草结束。

     她本来打算报销曼尔默那边做田野的住宿和交通，再整理一下访谈录音。

    那一周她住在郊区的移民社区，采访了叁户从叙利亚搬来的家庭，记录他们如何在城市规划中被安置、被替代、再被遗忘。

    现在，她唯一想做的是把这堆报销文件提交出去，然后回宿舍洗头、躺尸，哪怕只是一小时。

     但她打开Outlook，看见又有两个邮件未读，一个是导师催她改会议摘要，另一个是合作导师转发的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心年会稿件邀请，地点在南京。

     时之序盯着那行中文，忽然感到陌生。

    她关掉报销表格，重新打开那封邀请函，努力让自己用学术理性的方式理解这件事：会议主题与她的博士研究方向高度契合、邀请者是曾经来访学过的年轻老师、时间刚好赶上暑期休假。

    用英文写作久了，她的母语仿佛也变得迟钝。

    尤其是自那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之后。

     她合上电脑，和对面正在收包的同事笑着点头告别，穿上深灰色风衣，走进缓慢解冻的黄昏。

     宿舍在校外，坐公交二十分钟，再走路五分钟穿过一条林荫道。

     她推开门时，屋里已经有人在厨房忙活了。

     “V?lkommenhem!（瑞典语：欢迎回家）我做了饭，你要吃吗？”Eric探出头来。

     他是时之序最近的约会对象，一个在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博士后，英国人，在瑞典生活多年，煮得一手好汤。

    Eric是典型的中产白男家庭出身，从小到大最大的创伤是十岁那年养的柯基犬去世，快叁十岁了，提起这件事来都还能眼泪哗哗流。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餐桌上是两碗热汤和一盘烟熏叁文鱼配烤土豆。

    她一边吃，一边听他讲今天的八卦：隔壁组的研讨会上，Sophie和她导师又吵了起来，他们就一个“后结构主义主体性”的术语是否能安在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