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ka的邮件回得很快，时之序在视频里看见她背后窗户里的乌普萨拉，已经是盛夏了，太阳高照，树影婆娑。

     屏幕这头的岭澜却正值季风性雷雨，窗外阴沉得像天要压下来。

     Marika一边用轻快口气和她寒暄，一边翻开笔记本，认真听她说起岭澜旧城改造的情况。

     时之序把研究计划修改了几遍，试图把核心研究问题讲得条理清楚。

     和前二十年中国城市发展时那种“大拆大建”的粗暴手法不同，最近几年岭澜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旧城不完全推倒，而是进行“微更新”，局部拆迁、修缮立面、引进资本、开咖啡馆、美食街、民宿，让老街看上去既现代又保留了一点历史的痕迹。

     Marika点头，“听上去很不错？” 时之序笑了笑。

    她知道真正的问题不在改造与否，而在如何分配。

    旧城改造涉及房子，就关系到补偿；而补偿一旦涉及家庭，矛盾就冒出来。

    岭澜老城的政策里有一条特别刺眼：所谓“外嫁女”，也就是已经结婚的女性，是不能分配到补偿名额的。

     Marika挑起眉毛，仿佛没想到这种制度还存在。

     “这让我觉得很特别，”时之序继续说，“城市研究里谈到的不平等，常常是租户和业主的区别，或者新移民和老居民的对比。

    但在岭澜老城，性别和婚姻状态直接决定了你有没有资格被算作一个‘居民’。

    一个女人因为结婚离开了原来的家，就失去了家乡对她的承认。

    她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可一旦成了‘外嫁女’，在补偿名单里，她就像不存在过。

    ” “这很有意思。

    在瑞典，住房补偿的权利通常是‘个人化’的，和家庭关系无关。

    可在你说的岭澜案例里，似乎权利是通过‘户口’和‘亲属身份’来界定的。

    外嫁女之所以被排除，并不是因为她不存在，而是因为她的身份被重新归类到夫家的体系里。

    ” 时之序点头。

     这正是人类学里所谓的“亲属逻辑”在发挥作用。

    对城市管理者来说，一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嵌在父系血缘或婚姻网络里的节点。

    于是，在旧城改造的补偿名单上，女性常常因为婚姻流动而“消失”。

     Marika顿了顿，又补充：“它其实触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谁被承认为社区的合法一员？谁被算在‘我们’里面？” “没错，”时之序觉得思路更清晰了，她接着补充：“背后还有城市管理和财政压力的考量——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节省补偿开支。

    在这里，个体的权利不是想当然的，而是被家庭关系、婚姻身份和财政决策共同塑造。

    我想研究的，就是这些制度背后，关于归属、性别、身份和金钱的结构，以及个人如何识别、行动以反抗这些结构。

    ” “Perfect!”Marika为她的敏锐观察鼓掌，“更关键的是，我听到的，是你想通过这个研究理解自己。

    ” 时之序一愣，旋即笑着承认，说出自己和岭澜老城的关系，又谈到江燧。

    他既是旧城改造受益者，又是自己进入田野的介绍人，还有恋爱交往。

     她很需要Marika从外部的视角替她判断，于是问道： “这样会太私人吗？” “私人的即是政治的。

    ”Marika摇头，语气坚定。

    “如果你感到愤怒或伤心，或者和江产生矛盾：别急着保持客观中立，先去感受，然后再分析。

    ” 她接着说：“你已经是田野的一部分了。

    你的情感、你的记忆、你的关系，全部都在里面。

    你不能抹掉这些，它们会成为你最独特的视角。

    当然，要尽量保持反思。

    ” “我很期待你的发现。

    ”Marika鼓励道。

     时之序感到前所未有的干劲，她抬头对Marika微笑： “我想，我可以试试。

    ” 窗外雨声渐响，雷声砸下来，仿佛给这一刻按下了暂停键。

     南巷21号咖啡店几乎成了她的据点。

    她总坐靠窗的那张桌子，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