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会儿才拍了一张照片。

    直到一个女孩子出现在镜头里，一分钟的时间，他连着拍了好几张。

     费霓骑车的时候始终和车座保持一段距离，晚风钻进她的后脖领子，白衬衫鼓胀起来。

    她穿短袖白衬衫配工装裤，典型的工厂女工打扮，脚上是回力白球鞋，很白，不是新鞋的白，而是刷了好多次的那种蔫儿白。

     她停了车，打眼就看见了方穆扬。

    他也穿一件白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开着，衬衫是长袖的，袖子卷到手肘，通常像他这种卷法，都会有一块全钢手表，上海牌的，但他没有手表，只有结实的小臂，手持照相机，冲着她笑，介于宽厚和无赖之间的那种笑。

    费霓也对他笑笑，方穆扬的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费霓低头锁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网兜里盛着西瓜。

     方穆扬走近费霓，费霓的五官在他眼里越发清晰。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展开递给费霓，“你给我的海棠花开得很好，没相机，我就画了下来，让你看看。

    ” 方穆扬本来是用铅笔画画，有画中人要求给画上色，特意买了颜料给他。

    于是这副海棠也有了颜色。

     费霓从画里看出了方穆扬画这张画时的天气，以及方穆扬的浇水方式，因为画上的海棠叶子上有水珠，好像随时要滑下来。

    她让方穆扬浇花的时候不要从花上往下倒。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画告诉我的。

    这些年你一直在画画吧。

    ” 费霓记得有一年方穆扬画画得了大奖，他的姥姥还请同学去家里做客。

    方穆扬动不动以自己太姥爷是捡破烂的自居，到了他外祖母家费霓才发现局部的事实和真相有时真是天壤之别。

    方穆扬的姥姥自己住一幢小洋楼，她的儿子们在国外定居，唯一的女儿――也就是方穆扬的母亲，嫌她是一个不事生产靠吃定息生活的资产阶级，很少同她来往。

     方穆扬长在红旗下，一出生资本家就已经慈眉善目起来，至少表面上是，他并未亲眼见证过资本家对普罗大众的压迫，所以也无法对他们产生刻骨的仇恨，只把他们当作可以团结的对象，所以他经常到自己外祖母家玩儿。

     虽然时代变了，他的姥姥也俭省起来，但这种节俭只不过是把家里花匠辞了，由男佣兼任，花园里的玫瑰一样开得烂漫，德国车一样的坐，咖啡一样的喝，最新唱片一样的听，家里布置一样的讲究，最不讲究的就是把齐白石的画和外孙的涂鸦挂在一起。

     后来方穆扬的姥姥去世，房子留给了他，姥姥头七没过房子就被他母亲捐了出去，如今也不知道房主变成了谁。

    去年，费霓骑车经过那个院子，眼睛顺着铁门里的缝瞥过去，哪里还有玫瑰，蜜蜂落在黄瓜花上，已是另一番风景。

     “以前我也会画画吗？” 方穆扬问得随意，费霓听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还没想起来，是她误会了。

    费霓看着画想，肌肉记忆比什么深刻，他没恢复记忆，却恢复了画画的能力。

    她抬头看他，这人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又想他这样也没可伤心的，烦心事儿都忘了，每天有吃有喝能画画，还能有余钱给人照相四处溜达。

    都记起来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方穆扬见费霓一直盯着画看，觉得她是真喜欢，很慷慨地表示：“我反正天天能看见真花，这画你留着吧。

    你要喜欢，我再给你画一副。

    ” 费霓的思绪这才从画里拔出来，“你怎么下来了？” “你们家人太多，我怕你看不到我。

    ” 费霓忍不住笑：“你这么大个子，我怎么会看不到你？” “你看周围这么多人，但我拍照的时候只能看到你一个，其他人都是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