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希尔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我们容貌相似，脾性相投，关系非常好。

    阿希尔年轻的时候，长相特别英俊。

    后来，乡村医生的艰苦生活渐渐让他没那么好看了。

    在那个年代，乡村医生的生活艰苦劳累。

    他的靴底就像他的灰色母马的铁蹄一样经常被磨破。

    他白天出诊，晚上也要出诊，回来累得只想睡觉，晚饭也不想吃。

    夜里会有农民攥着拳头敲门或者按门铃把他叫醒。

    阿希尔会起床，穿上他的羊毛裤和格子花纹的大衣。

    然后仆人查尔斯会把灰色母马牵来。

    这马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

     我从来没见过像那匹灰色母马般高傲而又驯服的动物。

    在马厩里灯笼的光线下，我哥总会看到它站在那里，准备迎接最糟糕的事情。

    它那结实而动个不停的短耳朵似乎在问：“沙托维厄？蒙特里纳？爬山？去程十七公里，然后原路返回？”出发时，它四肢有点儿僵硬，低着头。

    当医生为病人进行检查、绑缚、截肢或包扎的时候，它把窄窄的额头靠在农舍的门上，以便更好地听到他说的话。

    我可以发誓，《伊苏王》《田园交响乐》和一些歌剧的片段，还有医生为了排遣寂寞而唱的舒伯特的歌曲，它都烂熟于心了。

     半个世纪前，这位二十六岁的医生只有这一个谋生的渠道。

    他离群索居，为事业做了很多牺牲。

    渐渐地，这位医生不得不强迫自己除了让自己和家人好好活着之外，对其他一切都不抱希望。

    稍感欣慰的是，他对职业的兴趣从未失去。

    我们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另一种兴趣也没有失去。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经常和阿希尔一起到处玩儿。

    我们会经常停下脚步，去摘一束风信子或者采些蘑菇。

    有时我们会看一只转圈圈的金龟子或用手指触摸小蜥蜴来惹怒它：蜥蜴会像一个被冒犯的女士那样伸直脖颈，发出咬舌似的嘶嘶声，像掉了第一颗门牙的孩子那样。

    我们会小心地把蝴蝶蛹从树枝和墙上的洞里取下来，放进装着的细沙小盒子里，等待蜕变的奇迹。

     半个世纪以前，乡村医生这一职业需要大量人才。

    刚从巴黎的医学院毕业，阿希尔遇到了他的第一个病人：一名刚刚被炸药炸掉了一条腿的钻井工人。

    这位新上岗的外科医生站出来，满怀荣誉感地迎接了这次痛苦的考验。

    他嘴唇发白，浑身发抖，汗滴如雨，之后整个人都显得瘦了一圈。

    事后，他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的河里畅游，让自己重新打起精神。

     阿希尔教我如何装满两个半颗的安替比林胶囊，再把它们合在一起，以及如何使用用薄铜片做砝码的高精度天平。

    那时候，乡村医生的执照可以在离小镇半径四公里之外的地方出售特定的药品。

    这收入的确微薄，如果你考虑到每一次“会诊”，医生每公里都要花费三法郎二十苏的路费。

    有时，医生拔一颗牙也就收费三法郎，不仅钱少，病人结账还很慢，有时甚至不给钱。

     “为什么不告他们呢？”药剂师问道，“法律是干什么的？” 不管法律是干什么的，反正不是为了病人。

    我哥没有回答，而是把他碧蓝色的眼睛转向远方平坦的地平线。

    我的眼睛也是这样的颜色，但没那么漂亮，也没那么深沉。

     我那时十五六岁，正是充满虔诚和使命的年纪。

    我想成为一名女医生。

    我哥有时会叫我去参与裂唇缝合手术，或伤口很深、血流不止的外科手术，那需要用到我这个年轻女孩儿的纤纤细指。

    我十分迫切地开始工作，将在血管中晃动的缝线针脚打上结。

    早上，阿希尔很早就出门了，我没法和他在一起。

    不过下午的时候，我会坐在他的双轮马车的左边，抓住母马的缰绳。

    每个月他都会检查这个地区所有婴儿的健康状况，还会出乎意料地顺便去探望那些婴儿的监护人。

    这些冒险行为一度让他大倒胃口。

    我们曾发现很多被单独放在空房子里的婴儿，他们被人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