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前，言谨又被嘱咐一遍，还是多带美金现钞，下载好西班牙语离线翻译，以及所有的地图。

     言谨一一应下，独自出发，尝试了一条网上推荐的当地生活路线，吃炸香蕉配咖啡做早餐，坐没有玻璃的公共汽车，中午站在街边吃古巴披萨，下午去逛农贸市场，一块钱买了一大兜芒果，一边走一边看小孩在街上踢足球。

     直到手机震动，她接起来，是周其野在对面说，让她带上点美金，最好叫上民宿的老板，到某某餐馆找他。

     “怎么了？”她问。

     他在那边叹口气，简单解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说是路上遇到一个当地人，四十几岁，打扮体面，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跟他从卡斯特罗的法律专业出身，谈到近几年到古巴来投资的中国企业，甚至还有曾在此地被拘捕的美国律师金伯利·莫特利。

     他提出请那人喝咖啡，那人欣然答应，带他去了附近一家小餐馆，等到坐下来，点的却是酒。

    他起初也没介意，拿到账单才知道是天价。

     那家店的老板只收美金，他身上带着的不够。

    而且店里也没网络，老板说如果要刷信用卡，只能开车带他去另一个地方刷。

    看这情势，他自然是不敢跟着走的，只好打电话给她求救。

     言谨忐忑，电话一直没挂，就这么跟他说着话，带着钱去赎他。

    直到两人安全出了那家店，才觉得有点好笑，她存心说：“我要去摸小猫，五美金也还可以的。

    ” 周其野无奈说：“去吧。

    ” 她于是去摸了小猫，并没被人讹五美元。

     那天夜里，两人按照她的计划，做了在哈瓦那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找个小舞厅学跳舞。

     那地方就在街边，门窗常开，钢琴、萨克斯、手风琴的伴奏传出来，月光与春夏交织的空气无遮无拦地涌入。

    两个人其实都跳不好，人家一拍几个动作，他们统统略过，只是拥抱着彼此，感觉对方身体微微带着些汗意的律动就已经足够了。

     虽然喝了酒，言谨还是记得后来的事，记得自己在民宿的螺旋形楼梯上对他念出黎耀辉的那句台词，也记得在床上的对话，他提出那个约定。

     去往世界尽头的路上，言谨伸手，调低车载音响的音量，忽然旧事重提：“你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怕？不希望我好起来，你可以照顾我？” 周其野开着车，转头看了一眼，没有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