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什么书上写过的，也许是什么评论，叁十岁过后的男人有许多比恋爱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非常轻的年纪就已经看透了许多男人，但是对于他，我还近乎愚蠢地相信，我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最重要的那一个。

    最长久的那一个。

    也许我走对了不一定。

     ——安娜日记 那天过后秘书办的人都换成了男人或者已成家的妇女，智理每每想到如此就觉得很过意不去，她不是那种非要许多人的牺牲才来成全的爱情，太夸张了。

    也不一定要爱情来冠名，总之是什么都无所谓了，她没办法放开爸爸。

     在他的办公室接吻有种偷来的刺激，的确也是偷来的，路过的人只要看见两张形状纹路都一样的嘴唇袭在一起就要觉得恐惧，恶心，接吻给她一种惊悚感，钝化她的感官。

    其实最惊悚的是接来自日本的电话，妈妈现在的姓氏是九条，也不是打麻将的九条，读作“kujou”。

    她都可以想象到妈妈在电话那头教她读法的样子，妈妈作为女人生长的年限超越她好多年，总有种等待被启蒙的虔诚感，或许是因为妈妈是第一个试图用婚姻驾驭周毅成的女人。

    显而易见妈妈失败了。

     她从母亲长久的缺席和失败的废墟里生长出扭曲的藤蔓，紧紧网住双亲里幸存的那一个，有时候幸运和不幸只是把镜子翻面。

     关掉眼皮，等待他的嘴唇的降临，等待他唇齿尖舌头的纠缠，似乎有种力量使她坠落下去。

    人们称之为堕落的，称之为悖逆的才是她熟悉的东西，就好像长久的不健康也是一种健康。

    等待他的大手包裹住乳房的过程就像花授粉，她是花，她是花蜜，她是乌托邦。

     在玻璃墙外面看他开会，百叶窗的框格里面是他的脸，小头宽肩的比例，她慢慢地努嘴隔着玻璃欲吻，而爸爸低下头看平板的时候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