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苏青保外就医后的情况，远比任悦想象中更糟。

    癌细胞疯狂地侵蚀着她仅剩的生命，将她折磨得不成人形。

     大多数时候，她都昏睡着，偶尔清醒，眼神也是涣散的，认不出人。

    任悦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探视时间里，守在病床边，用棉签蘸水湿润母亲干裂的嘴唇，或者一遍遍擦拭那浮肿却依旧冰凉的手脚。

     她签署了一张又一张知情同意书，眼睁睁看着各种仪器和药物延缓着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

    每一次探视结束，走出病房，她都像被抽空了一半力气，仿佛末日随时会降临。

     她已经理解，那些多年来始终坚持维权，并把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人员绳之以法的病人家属心中的执念。

     光是眼睁睁看着至亲在病痛中煎熬，便已是一次足以摧毁意志的折磨；如果连最后的离去都不明不白，那将是一记彻底的重击。

    这样的打击，有些人或许能苟延残喘地撑过，却再也难以真正走出阴影。

     比如，罗翊琛的父亲。

    那之后，他几乎把全部的生命都耗在维权的路上，像是在和世界做一场孤注一掷的对抗。

    还有那个年纪轻轻，就失去双亲的罗翊琛。

     任悦无法想象，也不敢细想。

    那些病人家属，是怎样一遍遍地复习、重演这些早已结痂的伤口；而罗翊琛，又是如何一次次逼迫自己，承受那不堪回首的记忆？ 她每每想到这些，心口便像被锋刃划过般抽痛。

    也正因为如此，她渐渐生出一种近乎自我否定的感觉——或许，自己的痛苦，根本不值一提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任悦应对母亲的心态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从最初的恐慌和心痛，逐渐被一种巨大的、麻木的疲惫感取代。

    她不再流泪，只是变得异常沉默，像一口枯井，所有情绪都坠入深不见底的黑暗里。

     她学会了在医生面前冷静地询问方案，在母亲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