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来头却不小 他是抗战前期新四军驻茅山部队的一名侦察员，被派到镇江潜伏，从事情报工作。

    后来地下交通线遭到敌人破坏，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老岳是走江湖打拳卖药出身，有些功夫，当晚便打死岗哨越狱，躲到七里桥的将军庙出家为僧。

    性命是保住了，也算有了一份职业，至少俄不死，但跟组织上的联系也中断了。

    如此一直到镇江解放，方才去市委组织部设在镇江市内的“失散同志报到处”进行登记，顺利通过组织上的审查，回归革命队伍。

    可是，党员身份作废了，必须重新申请人党，而且党龄要从获准重新人党之时起算。

    因此，老岳虽是1938年的老新四军，但党龄还不到两年。

     老岳对镇上的情况很熟悉，听上海来人如此这般道明来意，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有这么个老太太，姓安，还住在七里桥镇上，我带你们过去。

    ” 路上，老岳告诉侦查员，这个安老太出身富家，其父据说是清朝军队的下级军官，离开行伍后回到镇江老家开了一家织布厂，又在轮船公司人股，还盘下了一家古玩店。

    其父有一个绿林出身的严姓江湖朋友，金盆洗手后在七里桥置地造屋。

    两家多年前定下了娃娃亲，安老太成年后，就嫁给了严家的独子严茂仁。

    两人成亲不久，严茂仁的老爸去世，家产遂传到他的手里。

     严茂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因患病未曾就业，一直在家写字画画，修身养性。

    继承了家产的严茂仁并无“发扬光大”之想，全家日常生活靠收地租和放债的利息。

    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受“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对租地户、债务人比较宽容，从来不逼债、地租债务收不网来，就变卖田产补贴自家开支，当地坊间称他为“慈仁公”。

     至于黑门牌，则是因为他留学日本的那段经历。

    抗战爆发前，他跟曾经的日本同窗过从甚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镇公所认为严家有“通敌嫌疑”，就给钉上了黑门牌。

    解放后，人民政府否定了伪政府(初解放时社会上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称谓)的做法，把黑门牌给摘了。

    不过，大前年土地改革运动时，严家被定为工商地主，没收了地产、投资股份和家中的部分财物，原先的佃户还给严家的门框上钉了一块“地主”木牌。

     说话间，老岳在镇梢头一户民宅前驻步，说“到了”。

    三侦查员见门框上的门牌与镇上其他住家一样，也是蓝底白字，旁边并无“地主”木牌，不禁觉得奇怪，均朝老岳投以不解的目光。

    老岳对此作了一番说明-- 今年3月下旬，镇政府收到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发来的一份正式公函，大意是他们最近在整理从部队转过来的“未找到家属的革命烈士”材料时，发现一位名叫严仕琰的烈士的家庭住址是江苏镇江七里桥，便将该烈士的简况寄来，希望协助调查该烈士的家属是否在七里桥镇上。

     严仕琰烈士于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人党，系中共武汉市委地下情报人员。

    抗战胜利后，调至中共湖北省委情报部门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中局社会部根据中央命令向军方调派若干名情报人员，严仕琰奉命调至军方，其关系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政治部下辖的情报处，担任军方在武汉市的一个潜伏情报组的组长。

    武汉解放前夕，该情报组暴露，严仕琰在掩护同志撤离时，与国民党军警枪战，在击毙两人后中弹负伤，果断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老岳在七里桥镇已经待了数年，对全镇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

    镇长看过武汉方面的公函，间他镇上有几户姓严的人家。

    老岳告诉镇长，全镇就一户姓严的，就是严茂仁家。

    他确实有个儿子，名字不清楚，抗战爆发那年报考国立武汉大学被录取，离开镇江前往武汉上学后就没了消息。

    不久南京沦陷，交通几平隔绝，严家屡屡向武汉大学、武汉市警局、湖北省警察厅发函电查询，均没有回应。

    武汉沦陷后，严茂仁曾赴武汉寻找儿子，找了两个月没找到，只得怏怏而返。

    严家人还特地跑到南京和上海登报寻找儿子的下落，甚至斥金请两地着名命相师推算，都说“已殁于战火”。

    严茂仁终于断了念想，在七里桥镇外邢家湾祖坟为儿子建了一座空坟，至今还在。

     镇长和老岳随即去了严家，先不提公函，而是拿出随公函寄来的一张严仕琰生前笔迹的照片请严茂仁辨认--这是武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从武汉大学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找到的。

    得到确认后，方才告知情况。

    搞情报出身的老岳心细，起草公函回复武汉方面之后，又向镇江市政府汇报了这个情况。

    市领导颇为重视，责成市民政局关注此事。

     武汉方面收到回复公函，派人将烈士证书专程送到七里桥。

    按照当时的政策，有了这个烈士儿子，严茂仁虽然还是地主成分，但已不再属于“专政对象”，而是被归入了“进步士绅”的行列。

    而且，镇江市民政局还向上级主管机构江苏省民政厅上报了革命烈属材料。

    日前传来消息说，下周市民政局将派员来镇上，为老严家挂“革命烈属”的光荣牌，原先那块“地主”木牌，自然就摘下来了。

     原来如此，侦查员放心了，既然是革命烈属，那就不必担心人家不配合调查了。

    可是，进了严家坐定之后方才知晓，那位革命烈士的母亲安老太不在家，上周她去广州探望女儿严仕琴去了。

    严氏老两口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严仕琴是严仕琰的妹妹，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个华侨名医，1948年定居广州。

    严氏老两口本打算去广州探望的，但那时国共内战正酣，难以成行。

    好不容易解放了，家里又被挂上了“地主”牌子，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只好自认倒霉。

    现在“地主”牌子摘了，安老太思念女儿，不顾老伴反对，孤身赴粤看望爱女。

     侦查员听说这个情况，不由得面面相觑，安老太不在，往下该怎么调查？ 严老爷子见状开腔了:“老朽斗胆问-句，三位公安同志此番来我拙荆、不知所为何事？" 裴云飞遂简述了来意，同严老爷子知不知道安老太处理旧瓷器之事。

     严老爷子点头:"这事我知道，那个小老头儿来镇上收购旧货时、我去镇江城里找朋友挪头寸去了。

    不瞒三位说，解放后本户经过土改抄家，其实也没受多少损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在解放前，我这点儿家底就已经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差不多榨干净了，全家的生活仅靠小儿子在轮船公司的薪水以及女儿的贴补。

    本已捉襟见肘，偏偏又赶上孙儿患病，无钱医治，老朽万般无奈，只好进城去找老友挪头寸。

    待借得一笔钱回来，儿媳妇却已经带着孩子去镇江城里看病了。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拙荆把家里的古杯卖掉了两个……” 侦查员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