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国家，也是有着一些区别的。
比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那个国家元首纯粹是一个摆设。
虽然英国老百姓并不特别反感，但摆设就是摆设，没有多少实质的用处。
而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就是很有实权的，美国甚至没有政府总理，而意大利的总理和德国的总理权力就比较大，对比之下，他们的总统也多少有点摆设的味道。
但支持西方民主制的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就是一人一票，言论自由、两党制，诸如此类。
跟美国民主制完全一样的菲律宾和利比里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却与美国有着很大的差别。
而且，利比里亚长年内战，民不聊生是一种常态。
为什么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国家里，所造成的结果却有如此之大的区别？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还是那句老话，总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采用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丘吉尔说的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应该是指英国当时所实施的制度。
但这并不等于其他一切国家都必须或者应该实施这种在英国看来是所谓最不坏的制度。
无论是最不坏还是最好，总要适合那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而且所谓最不坏或者最好，还要看这种制度给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带来更多的福祉还是更多的麻烦，或者是祸害，甚至是灾难。
西方国家在九十年代之后，在非洲大力推行西方式民主，结果那里有不少国家根本就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是以部族作为当地社会的基本构架，这样的所谓民主选举只会挑起部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引发内战的发生。
至少人们看到，在某些非洲国家，这种所谓最不坏的制度，带来的结果却是相当糟糕的。
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明白清末时期的康有为上书，慷慨激昂，自己觉得不得了，他当时就没有看待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权力运作了解的局限性，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意淫的成分挺多的，他所说的那些言论，哪些改革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很先进很前沿的，他的问题在于没有想过统治者是真的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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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那些上书，统治者看到了，无非有些事已经做了，有些虽然没做但他们也知道的，也看到了，只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做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有康有为自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自己有多不得志，这就是知识分子无法逃出的局限性，眼高手低，容易上头。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陈述，是不是跟康有为的这种慷慨激昂的上书，有本质上的相同？用康有为来对标你，还不算是看低你吧？
当然了，有激情有想法是好事，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谭嗣同比他更坚定，自古变法武不从流血牺牲开始，他愿意我以我血荐轩辕来警示世人。
刚刚你也提到了谭嗣同，我想我就不用再更多跟你解释什么了吧”，巴检察官说完后，坐回了座位上面，这样的动作就是表示，自己暂时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宁致远认真思考了一下，缓慢的说道：“谢谢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局限性。
我还是我说自己吧。
我跟每一位客户都很坚定地说过：“公司的政策你们是明白的，但是说的明白一点，要去钻政策的空子，总要有个缘由，谁也不是吃饱了闲着没事干；
至于缘由可以是五花八门的，明的暗的、金钱的、性刺激的、花天酒地的，种类繁多，但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为办成事的目的去服务的；
至于具体是什么，那就要看双方的意愿和资源，以及能力和局限，要看办事的人喜欢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更要看求人办事得人有什么，能够提供什么，对吧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比第一点是更重要，那就是只要你决定了要去用缘由作为代价去钻政策的空子了，那就什么也别想了，筹备好资源等着就可以了，事情办成了，你把资源交给我，事情办不成，资源还是属于你自己的，谁都是无利不起早的，我们之间也还没有到无私帮助的那种关系，事情在办之前谈利索、讲明白对大家都有好处。
那既然我答应帮你们办了，那你们也不要试图去揣测我使用的手段和面临的困难，公司的办事流程很复杂，不是你们能猜的透的，你们只要相信我可以把事办成并且坚信是自己要求我办的就行了；
当然，你们也知道，有些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只是找个看起来合理的理由，并以此作为情况说明向公司提出申请，至于其中的细节公司可能还会找你们进行核实，我不能保证这些细节在你们看来都是真实的、合理的，我只想说无论这个细节是什么，那都只是手段，是用来服务于你们想要的目的的；
所以也许手段的过程需要你们的默契配合，真不真实、合不合理你们都不用管，你们只管看结果就行了，反正在结果没成既定事实之前资源在你们手上，你们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期间如果有些你们无法理解的问题和我让你们的回答你们不一定能够理解的，你们都大可不必去深究，总之就是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按我说的去做这件事上面，你们一定要把我当成哥们，我赞成的你们就赞成，我反对的你们就反对，我要你们撒谎的就要撒谎；
但反过来说，如果事情办成了，以后留有些后患时，你们更要那我当哥们，谁欺负我了那就是欺负你们，谁惹了我了也就是惹了你们的利益，谁拿我开刀了你们也要无私的保全我；
你们信我就行了，或者说，信你们的既得利益就行了，无论听到什么也不要多疑，因为你要的就是个结果而已，你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对于一些事你最后的底线就只能是沉默不言，简单点说，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后悔，就算后悔也不要怪到其他人的头上来；
因为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了这样额情况，无论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跟任何人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言论，那都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人心不足蛇吞象而已，本质上讲那就是背叛了，那肯定是不道德的；
在我这里，底线问题就是红线，没有商量讨论的余地，过线就开打，你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法律的本质，以牙还牙嘛，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第196条：挖去别人眼睛的人也要被挖出眼睛；第197条：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也要被打断骨头。
你看，法律至始至终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大家都能听的懂，心里也明白，那就不要想着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相信话说到这里，拿着钱来找我办事的客户早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可是，明白了跟做到了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下不就看的很清楚了吗？承办递交的证据里面，客户的口供，有几个人做到了我以上所说的？他们的承诺都是狗屁，无非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小人而已；
我是说我来自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就因为这个，我在跟他们达成这种君子协定、口头协定的最后，还给他们用文人的故事又强调了一次，当然，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是认真听的，估计心里都是在骂娘的，心想着装什么B呀，赶紧把事情办成就行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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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们讲的文人的那一套，是发生在宋朝的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当时宋朝的皇帝仁宗开始施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的那一会，主事官欧阳修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庆历新政，竭力辅助范仲淹改革；
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中心，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了猛烈攻击。
反对派指责以范仲淹为核心的改革派为‘朋党’，引起了仁宗的猜忌；
欧阳修写了着名的《朋党论》上奏给仁宗，指出朋党自古就有，‘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