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律师心领神会，明白宁致远自己想说的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辩护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法官问道。

     “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我的当事人是没有任何的异议的，事已至此，因为考虑到当下司法流程中在刑事案件判决过程中证据的认定标准问题，我方没有任何新的证据需要提交； 但是，相信在座的各位已经看出来了，我跟我的当事人在做另一方面的努力。

    证据的认定标准是严苛的，是诉诸逻辑推理为要的，基本的事实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口供可以相互印证就可以了； 但是，口供相互印证跟事情真实的发生经过是两回事，当然有的时候是一回事。

    对于旁观者而言，包括我在内，应该都只能更倾向于通过口供的相互印证来相信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实，毕竟我们都没亲身经历，只能通过标准的证据来相信； 但有的时候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我们就是当事人呢，当你亲身经历了真实的发生经过之后，明明知道口供跟真实是两回事，你还能这么轻易的、或者说无怨无悔、心甘情愿的说，我接受这个在法律上认定的真实？ 能吗？很难，就算对我本人来讲，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也很难。

    那我又怎么能强迫我的当事人去这么做呢？我宁愿相信我的当事人说的事实才是真正的真实，才是确有其事，虽然没有取得任何人的支持，但真理本身就与支持人的数量没有任何关系。

     我之前也代理过很多的案子，像我的当事人提到的他们监房里有一个人，偷了寺庙里面的金鱼，却不知道那是很珍贵的金鱼，因为涉案数额特别巨大将会面临巨大的惩罚，我们是更愿意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媒体报道过的就有很多，更何况还有很多像我的当事人说的那样的不被报道的，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像一位农民发现他的农田附近的山坡上长着类似兰草的‘野草’，看着很好看，就在干完农活之后，回家时顺手就采了几株，在回家的路上被森林警察给‘截获’了； 经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这位农民‘非法’采伐的所谓兰草属兰属中的蕙兰，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警察还没有去调查，甚至都没有去询问，就不自觉的说这位农民是‘非法’采伐，就直接认为他可能是是故意为之的； 大家觉得合理吗？不合理吧，别说一位农民了，连我看了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会是国家保护植物啊，我们为什么就认定了这位农民就应该要知道呢？就因为他的行为本身符合所谓的证据，我们就不用管他到底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这回事了？ 最后，这位农民还是被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据说，这个判决不仅让这位农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地震动，甚至于差点想不开想要轻生，毕竟判缓对于这位农民来讲事小，可3000元对于收入绵薄的农民来讲，事大啊； 最好笑的是，这件事情让周边的民众也是深受深刻的‘法制教育’，现在就连长在地里的野草，只要是自己之前没有看到过的，在除草之前为了保险起见，还要先请森林警察过来确认之后才敢清除； 当事人在产生某一行为之时，并不知道这根法律条款相违背，这件事情的认可本身需要任何所谓的证据来支持吗？我认为不需要，这是不证自明的，就像司法机关在认定受贿的时候，如果某位领导的一辆二手车，想要转手卖掉，就算是新车其本身的价值也就是20万，但是有位商人却愿意花80万的价格购买；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向这位领导行贿吗？这难道还需要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来证明吗？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了，检察官的理由就是不证自明，不管这个商人怎么说，说买卖是双方的自愿也好，说这就是私人之间的交易与身份没有任何关系也好，检察院对这种口供都是不予理会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检察院不管当事人的口供了呢？按理来说，我们认定的事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当事人的口供所形成的闭环，对吧，为什么在上面说的情况下，检察院不根据口供形成的所谓证据认定事实了？ 很多人说只有‘不证自明’的情形下才可以这样，毕竟口供也是可以捏造伪造的，当事人也是可以信口雌黄的，好像都有道理。

    关键的问题是，要怎么区分这两者，以及我们认定这两者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一位农民不知道一种‘野草’不是国家保护植物，这样的行为难道还达不到不证自明的标准码？ 我的当事人，也是来自贫困的山村，也有着天然的认知局限，从小到打没有跟警察打过交道，也从来没有进过派出所，甚至警车都没看到过几次，无论他做出了什么样的行为，他说他在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是犯罪；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从情感上来讲，我是愿意相信他所说的是事实的，但是，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作为一名律师，我知道当事人这样的说法并不足以让检察官在法律上的到认可的，我建议他就不要在法庭上从这个角度上说什么了，省的让人觉得贻笑大方，想通过所谓的‘不知者无罪’的角度来为自己辩解，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想脱罪想疯了； 但我的当事人，他没有这么多的利弊权衡，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了，只是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走，他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一定要说出来，因为他在说这个角度的时候，有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他是认罪的，他不是想为自己脱罪才说这个角度的，这一点，我想请大家注意； 话说回来，就像那位被判犯罪的农民一样，我们许多的相关判决，都与一般民众的看法相去甚远，那么我们不禁要拷问下检察官，到底是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具有朴素的正确性呢，还是经过司法程序后的法官的裁决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呢?哪个更重要些？还是说必须要维护法律的正当性，感受的正确性与法律无关？” 宋律师说完，看向对面的公诉人。

     “公诉人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问道。

     胡检察官摇了摇头，站起身来说道：“本来，被告人提到了这一点后，我们不愿意与之进行论述的，但是，既然辩护人不依不饶，再不论述一下，好像我们是真的冤枉了被告人一样。

     你们所追问的，‘不知者无罪’在执法过程中的考量和采用标准的问题，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早已有之。

     夏朝出现的一个刑法原则叫做‘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说在处理两可的疑难案件时，宁可偏宽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

    这是沿用了舜帝时的刑官皋陶执法时奉行的原则； 皋陶说：“帝德无失误，简约治民，宽缓御众；刑罚不及于子孙，奖赏施及后代；宽宥过失不论罪多大，处罚故意犯罪不问罪多小；罪可疑时从轻，功可疑时从重；与其杀掉无罪的人，宁可自己陷于不常的罪。

    帝爱生命的美意，合于民心，因此人民就不冒犯官吏......” 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防止错杀无辜，凡是疑难案件，都采取了从轻处断或赦免的办法，这些刑法背后的考量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晏子春秋》里也有记载一个小故事，说是：齐景公喜欢槐树，下令官吏小心守护它，并且立起木桩悬挂了告示，命令说‘冲撞槐树者判刑，伤害槐树者判死罪’，有个人没看到命令，喝醉酒撞上了槐树，齐景公听到后说‘这个人最先触犯了我的命令’，立即派官吏拘捕了他，将对他加罪惩处； 撞树者的女儿前往晏子家去求情说理，她请门人报说:“小女子是靠近城郭的百姓，有话请求对相国说,由于忍不住自己的欲望，希望能在相国的后院里充一充数； 晏子听了这些话，笑有说:“晏婴难道是个沉迷于美色的人么?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了，还有女子来投奔我呢?虽然如此，这件事一定另有缘故。

    ”就让她进来； 晏子在远处望见她，自语道:“奇怪啊!她一定有很深的忧虑。

    ”女子进屋后晏子问她说:“你忧愁的是什么呢?” 女子答道:“国君在槐树旁立下木桩悬挂了一道命令冲撞槐树者判刑，伤害槐树者判死罪。

    我的父亲没出息，没有听说这道命令，喝醉酒后冲撞了槐树，官吏将对他加罪惩处； 我曾听说过，英明的君主治国立法，不会减少，不会加重刑罚，并且不会因为私愤而损害公法，不会为了禽兽而伤害百姓，不会为了草木伤害禽兽，不会为了野草伤害禾苗； 我们的国君却要因为一棵槐树的原因而杀掉我的父亲使我成为孤儿，这样的命令已经在百姓中传开，并在国中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