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的《新华日报》拍在她的面前。

    在报纸的第二版中间，是署名周恩来的十六字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发生在安徽的皖南事变，时隔半个月，才终于被国统区唯一的共产党报纸披露出来。

     大学生不再犹豫了。

     她最新的胡闹计划，是告诉父母自己被美国的某所学校录取，会在汉口码头坐上远渡重洋的客轮，但实际上，她会在轮船起航之前跳下甲板。

    而在她抵达延安以后，会像很多她知道的人一样，改掉自己名字，成为了一个新的人。

     不过，在那之前，她会继续活动，发挥自己对周围人的影响力，揭发国民党“假抗日真剿共”的面目。

     这就是她在1941年6月5日这一天抵达重庆的原因。

    计划里，她会在第二天加入由中央大学牵头的一次示威游行，还会见到共产党在重庆的组织和领导人，对她在下个月去延安进行具体的安排。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在空袭预警中，大学生同周围的居民一起，涌进了位于十八梯的大隧道公共防空洞。

    防空洞外面，是二十多架日军飞机撕裂了天空，对这座城市进行又一次从白天到黑夜的轰炸。

     没有人能说，重庆市民几年下来对空袭习以为常了，因为没有人能对灾难习以为常。

    但是那一天的隧道里，又是另一种地狱。

     闸门从外面被锁上，有卫兵把守，在防空警报解除之前，不可以打开。

    这种不灵活、实施者又怕担责的僵死规则，便导致了避难者即便缺氧，也无法离开这个封闭的空间。

    直到晚上十一时，日军的轰炸停止，洞门这才被打开，然而此时，踩踏已经发生了。

     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相当不完善，由此在后来引发了关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好几次屠杀的真实受害者人数的讨论和争议。

    而在隧道惨案这件事上，官方通报的遇难者人数，也从最初的461人，上升到992人。

     但具体的数字对那些想要尽快了结事情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加速盖棺定论的工具，数字所代表的人命并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

    自然，他们也不会在意无数没有登记在册的游魂。

     世界上唯一知道大学生或许出事了的，只有账房小姐。

    但她也只在事件发生的多日以后才到重庆，去找了原本组织在次日进行抗议活动的中大读书会，得知大学生和成都来的同学当时下榻在市中心以西的旅店。

    她又去了那间旅店，却发现旅店在空袭中被毁，街对面幸存的面馆老板告诉她，他们附近的人当天下午都去了就近的十八梯隧道避难。

     作为幸存者的面馆老板拿出一份当地报纸，上面用了两个版面公布了隧道遇难者名单——里面并没有大学生的名字。

     到另一座城市参加秘密活动的企业家千金是不会把能证明自己是谁的身份证件带在身上的，因此在重庆市政府统计大隧道惨案中的遇难者时，她那具被反复踩踏过的躯体只能被归入确定不了身份的无名氏，被运到城外掩埋。

     面馆老板看着眼前跟自己有着相同口音的幺妹儿面色苍白，心下也明白了几分。

     “都是小鬼子害的。

    ”他说。

     这件事当然也算在日本人的头上。

    只是防空洞为什么会在那天挤进那么多人，外面守卫的士兵为什么在明知里面人开始缺氧后也不打开门？账房小姐在不得不接受好友已经死亡的事实之余，还是有诸多问题盘桓在心头，但她也知道，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

     与此同时，在成都，一个穿德国制式军装、帽檐上有青天白日徽的男人走进了账房小姐工作的那间中药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