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前来就餐的时间。

     电话那头是个女人，在听了她的话之后立刻就问：“什么先生？姓什么？” 兰幼因说：“姓黄。

    黄先生。

    ” “等一下。

    ”对方说道，然后换成了上海方言，不知冲着什么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而远处也是叽里咕噜的回应。

    兰幼因虽然听不懂上海话，但还是能感知到并不友好的氛围。

     这时，女人又切换回官话，连珠炮似地问她：“你讲清楚，他电话订的还是人过去订的？一个人两个人？是不是带了女人哇？你们有没有查身份证？姓黄还是姓王啊？” 兰幼因果断地挂断电话，心想，国防部二厅肯定不是去处理一对寻常夫妻的家务事的。

     然后，她又按照尾号是9拨了出去。

     这回是个年轻男人接的，兰幼因用相同的说辞，对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简短地说：“你打错了。

    ” 兰幼因连忙说：“但预留的电话就是这个，请问不是黄先生家吗？” “不是。

    ” “那是黄先生的单位？麻烦您请黄先生来接听。

    ” “都不是，这里没有姓黄的人，你打错电话了。

    ” 对方终于说了稍长的一句话，而正是这样，让兰幼因觉察出了一点眉目——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的口音，更准确地说，是日本人说中国话的口音。

     当初在中美所搞破译的时候，同事里有个精通日文的语言学者，平时开玩笑的时候模仿过日本人说中文，有些发音单独说的时候还好，但是放在一个句子里，字与字之间的流淌就显得生硬。

    而此刻，这个接电话的男人就是如此。

     兰幼因本想再引对方说出他的具体地点，但是他却先一步结束了通话。

     听着话筒里传来的短促忙音，兰幼因皱起了眉头。

     她知道上海或许仍然有没被遣返的日本人，不过任少白和李鹤林是被委任了什么样的工作，会跟日本人有关？ 于是，她下一步去了阿莽新开业的照相馆。

    还是拿出那个号码，问他有没有办法查出这是个什么地方。

     阿莽平时接触三教九流，算是半个江湖人，他打了几个电话——自从上次被窃听，他就在店里装了电波屏蔽设备。

    果然，没花多久，他就联系到了一个上海电话公司的内部人员，问出了这个号码连接的一家位于虹口的私人诊所。

     听到结果后，兰幼因转身就往外走，阿莽在身后喊：“兰姐，是什么事啊？” 兰幼因顿了一下，回过头道：“这件事不许跟文让说。

    ” 她走出照相馆，因为脚步太急，差点与一个过路人相撞。

    还好对方反应及时，侧身闪过，还虚扶了一把兰幼因的胳膊，问道：“小姐没事吧？” 兰幼因一边想这人身手好敏捷，一边摇了摇头：“没事。

    ” 她行色匆匆，自然没有看到在自己走后，那个过路人盯着她的背影，又好奇地看向她刚离开的地方——悄无声息搬来的照相馆，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外面却没有庆祝开张的花篮彩带。

     “彭襄理也刚下班啊？”过了一会儿，有人从街对面的兴业银行走出来，同他打了招呼。

     天色已经很晚了，兰幼因最后一个去的地方是离新街口不远的碑亭巷。

     在一所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学隔壁，好几家报社共同占据了一栋矮楼房，其中《文汇报》南京分社在三楼最里面的办公室。

    兰幼因拿着一张记者名片，便被门房领着，见到了正在等待报纸排版的朱颜君。

     次日的头版是关于京白下路上因为市民抢购面粉而发生的踩踏事件，已有三人死亡，而这已经不是今年的第一起类似事故了。

    朱颜君白天刚跑完财政部，傍晚时分和社会口的记者共同完成了这篇报道，她将对当局关于币制改革并未改善物价波动的采访撰写成文，作为抢米面事件频发背后原因的深层探讨。

     朱颜君惊讶地看到来访的兰幼因，越过满地报纸资料堆成的小山，把她请到旁边相对没那么乱的会客室坐下。

    兰幼因说明来意，请她帮忙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朱颜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