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位于碑亭巷的《文汇报》南京分社里，平时备受“宠爱”的朱颜君就和分社长兼主编欧阳殊起了争执。

    原因是她要报导“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刚被关进监狱不到一个月就保外就医的特殊待遇”，但是写好的稿子却在传真去了总社等待交付印刷时，被欧阳殊叫停了。

     拿到新一天报纸却找不到自己文章的朱颜君一下就火了，不顾编辑的阻拦，直接就闯进了欧阳分社长的办公室。

     面对手下记者的质问，欧阳殊的理由倒是正义凛然：“你并没有取得监狱方面的证词，文章里提到的日本诊所，你试图联系过吗？光靠几个匿名线人爆料，是完全没有可信度的。

    你进这行也有几年了，应该知道一篇报道发出来，内容是要可以被证实的。

    ” 朱颜君很不服气，反问道：“它怎么就不能被证实了？这种敏感题材的报道，线人当然是可以匿名的，这难道不是我们记者保护线人的责任吗？” 但欧阳殊还是很坚决，又指出：“你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冈村宁次此时不在狱中，比如拍到他在外面自由行动的照片，或者法院批准他保外就医的文书。

    ” “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朱颜君的声调骤然提高，“释放战犯本身就是秘密进行的，甚至未必会经过正当程序，更别提书面文件了。

    ” “那你也要找到程序不正当的证据。

    ” 这就陷入僵局了，记者一腔热血要揭发政府阴暗面，主编却以内容不严谨加以阻拦，办公室外的围观同事小声嘀咕、各执一词，却一个也没有要进来劝和的意思。

     朱颜君盯着欧阳殊，一咬牙，下定了决心，道：“好，我会找到证据的。

    到那时，如果你不发，我就去找《申报》、《新民报》，总之这件事我非报不可。

    ” 说完，她转身离开办公室，迅速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带着无人敢靠近的气势，大步走出了报社。

     而欧阳殊则看着她的背影，半晌，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回到家的朱颜君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行李箱，开始往里面装衣物和日用品，又翻出床头柜里的信封，从里面取出两张美金钞票，狠了狠心，再多取一张——调查政府机密，钱肯定少花不得。

    她把现金放进衣服夹层的口袋里，又仔细用线封好。

    当她咬断棉线的时候，妈妈正好买菜回来了。

     朱妈妈看着女儿一副要出远门的模样，惊讶问道：“你要去哪里呀？” “上海。

    ”朱颜君简短地回答，“去出差。

    ” “今天吗？要不要让你爸送你去火车站？” “我刚刚给他厂里打电话，但是电话不通。

    没关系，我自己叫个车就行。

    ” 这当然是谎话，朱颜君根本没有给朱爸爸工作的首都发电厂打电话，因为她知道，如果爸爸知道了，一定会详细问她出差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还要给报社打电话确认——到时候，可能就要阻止她去上海了。

     而妈妈就好糊弄一点。

     她做出火急火燎的样子，拎起皮箱就要走，朱妈妈还在后面喊一句：“买了蒸糕你要不要吃一口再走啊？” 朱颜君在门口停下脚步，掉头回来吃白米糕——妈妈也总是知道怎么能拿捏住女儿。

     趁着朱颜君满口白米粉黑芝麻之际，朱妈妈赶紧接着问：“你调到南京的时候不就是说离政府机关近，以后不出差了嘛？” “唔，特殊情况。

    ”朱颜君口齿不清地说。

     “喝水。

    ”朱妈妈又问，“那你是有同事一起去吧？不是你自己一个吧？” 朱颜君又故意含糊地说：“过去有总社的同事。

    ” “多久回来啊？” “尽快回来。

    ” …… 朱妈妈到底还是没有从女儿口中听到什么确定的答案，她感到有些担忧。

    朱颜君提着箱子站在门口看了看她，便走过去抱了她一下，道：“上海又不是战地，不会有事的。

    ” 她当然知道，妈妈在担心什么。

     这也是她不肯跟父母吐露实情的原因。

    如果他们知道政府偷偷释放了冈村宁次，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