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 “然后你就认识了胡石银？”盛宁问。

     “没有，如果刚来的时候就能认识四爷，倒好了。

    ”梅思危摇摇头，说下去，“刚到洸州的时候，因为没有学历也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在化工厂上班。

    厂里全是跟我一般年纪的未成年女孩。

    那种小作坊一样的化工厂防护设施都不达标，也不舍得为我们这些乡下丫头添置防护用具，所以每天一开工，车间里全是白茫茫的有毒粉尘，像雪花一样。

    那些女孩有的没日没夜地苦干得了癌症，有的被工头欺负稀里糊涂地怀了孕。

    因为没钱去医院，我有个同寝的女孩就是我亲手帮她在厕所里接生的，她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夜，孩子却迟迟生不下来，不夸张地讲，那血淋淋的场面我终身难忘……后来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永无出头之日，便开始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这当中的艰辛就更不必说了，再后来我自考上了医科大学，因缘际会又认识了四爷。

    ” 盛宁微微皱眉，不出声。

     “外人只能看到我现在还算光鲜的一面，”梅思危粲然一下，又叹了口气，“却不知道我这条路走得多艰难，我为此尝过多少苦果，付出了多少代价。

    ” “歧路不是路，”盛宁没有点穿梅思危如今干下的这些不法勾当，只说，“其实如果你当初没能认识胡石银，可能现在会更好。

    ” “盛处长，你这话就像在问‘何不食肉糜’，”梅思危苦涩地动了动嘴角，“你认为当年的我有选择的机会吗？”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

    ”梅思危的过去二十年，正是中国乡村女性世世代代被压迫、被欺侮的命运缩影，盛宁突然意识到，这个女人可能也是一枚在石头面前艰难求生的鸡蛋。

     两人暂且撇了沉重的话题，又聊了聊生活琐细，还越聊越投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