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的照片，也许是个对你很重要的人，好好想想。

    ” “也许很重要吧。

    ”方秀轻轻叹了口气，“我……想不起来。

    ” 我和何荷允都不知说什么才好，沉默了一阵，方秀却换上了轻快的语调，说：“如果真那么重要，我迟早会想起的，不是么？” 意外的，倒是个乐观的人呢。

     “那是，说不定过段时间就想起了。

    ”何荷允回应她。

     我又说：“说不定他（她）一直在找你呢，又或者在等你回去。

    ” 我觉得我撒了个谎，她都已经失踪将近30年了，怎么可能还有人在找。

     “那么说，我得赶快好起来才行，也更要拜托两位把我治好……”她毕竟身体还非常虚弱，这句话才说着说着，竟渐渐睡着了。

     何荷允过去轻手轻脚的把床铺放平，帮她掖好被子。

     等我们出了护理室，何荷允才说：“我并、并不希望她想起，与其面对28年空白，不如什么都忘了。

    ” 我觉得她的话非常对，无可辩驳。

     所有人都只从科研的角度考虑，想让解冻的细胞恢复尽可能多的功能，只有她总是从患者本身的角度去想。

     见她沿着走廊往外走，我问她：“你去哪？” “找古芝蓝。

    ” 第二天，研究小组就开了个小会，古芝蓝宣布，既然方秀本人存在记忆障碍，干脆对其隐瞒沉睡28年的事实。

    其实这样也好，既然都不记得了，就没必要为这事烦恼。

     前面说过了，为了学术保密，现在我们基本上算是把方秀藏起来的。

    就连她的日常检测和看护，也没有请外人来，全都是由何荷允代为处理。

    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好，何荷允照顾得太周到了，反而不利于方秀自行复原。

     不过，我也就说说而已，没有论据表明这个猜测的可能性。

     这方面还只是其次的考虑，更头疼的是，当你的实验对象忽然活过来具备了人权，万一处理不好，那将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毁掉整个科研生涯！ 这类事我们谁都没遇到过，虽然现在暂时把方秀藏起来，不过最终还是要处理的，到了我们成果要发布时，她就会曝光了。

     此外，相比之这些人文伦理上的东西，我还有更多其它事要忙。

    一项研究除了核心的技术研发还有什么？就是数据！大把大把的无穷无尽的数据！而组织整理这些数据正是我的工作，大量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我总是待在办公室里，对着各种数据和结构式一下子就一整天。

    有时不小心弄到太晚了，就干脆在办公室睡一觉。

    他们说，像我这样的，叫工作狂。

    其实我不太同意，至少古芝蓝比我还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