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徽三十年的二月底，大岳朝堂上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阁相容九淋的倒台。

     两年前的盗银案重启卷宗，补充证据，将容九淋也判定为主谋。

    今年的刺驾案，他是蛊惑皇子的教唆犯。

    巫蛊案中，他更是豢养方士、布置法器，以厌胜之术诅咒君王，大逆不道，当诛九族。

     叶阳辞亲手所书的判词一出，满朝文武震惊不已。

     震惊过后，是对局势变天的隐隐恐惧。

    恐惧之下，人人都想说些什么，为自己鼓气、撇清、牟利、趁机报复，以及重新站队。

     按理说本该是一片喧嚣的场面，朝堂上却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户部不敢说话。

    去年刚上任的尚书又被延徽帝罢免了，内廷有消息流出，新任尚书的人选，圣上属意叶阳辞。

    无论是不是，他们这一部都是城门失火的重灾区，主官三年两换，属官们也朝不保夕，还是闭嘴的好。

     吏部更不敢说话。

    连尚书兼阁相都被诛了九族，旌旗砍倒，党羽被拔，吏部哀鸿遍野，此时谁为容九淋发声，谁就是附逆。

     兵部尚书不说话，麾下也随之沉默是金。

    因着谈家上位的左侍郎周郁观，以为自己这下终于有了当意见领袖的机会，却被尚书程重山一指头摁下：大战方息，各卫损兵折将，亟待休养，而户部拖欠的粮饷尚未到位。

    周侍郎这么急着出风头，是想得罪新任户部尚书，自己去筹钱发将士抚恤金？还是希望触怒陛下，连带着厌恶疏远谈家？周郁观当即不敢再上蹿下跳。

     礼部不说话是怕殃及池鱼。

    他们除了掌管国家五礼、科举、邦交，也负责管理宗教。

    大岳律规定，除佛教、道教、罗马公教、回回教，其余皆为必须取缔的邪教。

    而京城天子脚下，竟查出方术之士横流，大行厌胜，将相府也做了巫巢，礼部如何没有疏忽职守之罪？现下叶阳辞的判词不提他们，陛下也似忽略了一般，他们不心怀庆幸，难道还上赶着找骂？ 刑部有一肚子的牢骚想发。

    但这三个案子，无不是事关国运的重案，他们一个也没接手，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不被延徽帝信任。

    在其位，不被授其职，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活多活重时，心里固然骂骂咧咧，但这种骂是有底气的牢骚；而被架空时的心生抱怨，就很难说得清是抱怨还是恐慌了。

    思来想去，刑部尚书卓炼决定多观望，少开口。

     工部不说话。

    地位本就是六部最低的一个，尚书与侍郎还有些分量，侍郎以下全无存在感，甚至背后被冠以“营造贱役”之污名。

    拿一样的俸禄，顶着最多的白眼，干最杂的活儿，谁愿意多生事端？ 要说平日里最会生事端的，便是言官了。

     刺驾案与巫蛊案的审理，完全避开了大理寺与御史台，按理说这长长的一卷判词出来，他们得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审判，鸡蛋里也要挑骨头的。

     但“大司宪”东方凌，这位身材瘦小、强项又诙谐的御史大夫只说了一句话：叶阳辞是个好小子。

     “大司寇”大理寺卿齐珉术更简洁，只撂下一个词：法不阿贵。

     于是言官们也熄了火。

     整个朝堂万马齐喑足足一整日，终于陆陆续续发出鸣赞之声，颂陛下圣明，赞叶阳学士睿略，骂曾经万人之上的阁相十恶不赦。

     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从来互相倚恃，又互相限制。

     在这一场斗争中，士大夫们似乎意识到，他们与皇帝博弈的底气在科举上升、在礼教制度、在舆场清誉、在家族资源，若以上四项皆不占上风，那么皇帝完全可以借着律法与道义的两把屠刀，将他们一个一个斩落马背。

     而如今这把刀，正操在异军突起的叶阳辞手上。

     更可怕的是，叶阳辞没有短板，无论出身、资历、功绩、才能、口碑……都无懈可击。

     只除了与奉宸卫萧珩的风流韵事。

     但私情不上台面。

    它上不了台，也就意味着旁人在台上也说不得，说了自己同样不体面。

    两个单身汉，又无妻族利益争端，旁人除了私下嚼嚼舌根，还真成不了什么攻击利器。

     正因如此，第二件大事——叶阳辞被一纸圣旨擢升为户部尚书，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甚至是相当克制了。

     你看，他就升个“地官”，都没去争“天官”，更不攀一人之下的麟阁相位。

    况且平心而论，谁能比“万家生钱叶阳辞”，更适合担任户部尚书？ 无人异议。

     与前年延徽帝示意宁却尘举荐叶阳辞为户部尚书时，整个朝堂的物议沸腾、竞相攻讦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叶阳辞用两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