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贝克医生站在聚光灯的焦点，如同站在手术台前，冷静、精准，掌控着全局。

     他刚刚结束了一段精心准备、辞藻华丽却又空洞无物的开场陈词。

     将家族企业遭遇的“不幸”，归咎于： “少数员工未能恪守职业道德的个人行为”（他们已被解雇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竞争对手卑劣的商业诽谤”（我们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以及“部分媒体未经核实的、带有偏见的报道”（我们相信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一套标准流程下来，滴水不漏。

     既表达了“痛心”与“自省”，又巧妙地将核心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随后是自由提问环节。

     台下的记者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争先恐后地举手。

     “贝克医生！” 《洛杉鸭时报》那位以尖锐着称的女记者率先发难，“您声称这是个人行为，但我们收到的匿名材料显示，涉及问题的药品推广模式，在贝克制药内部已存在多年，并且有高层授意的迹象。

     您对此如何回应？” 贝克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悲天悯人的微笑，仿佛在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无理取闹。

     “这位女士，我理解您对真相的渴求，这也是我们召开此次发布会的目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已经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内部调查，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任何‘迹象’或‘暗示’都只是猜测。

     我们不能基于猜测去指控任何人，这有违基本的公平原则，不是吗？” 他微微摊手，语气诚恳，目光扫过全场，仿佛在寻求所有“理性人士”的认同。

     典型的诡辩，将具体问题引向抽象的原则，避实就虚。

     “但医生，”另一位来自网络媒体的年轻记者紧追不舍，“关于那几起与贵公司药品相关的‘意外死亡’案例，家属声称他们受到了压力，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并接受远低于预期的赔偿。

     这是否属实？” “我为每一个生命的逝去感到沉痛。

    ” 贝克的表情立刻变得肃穆，声音也低沉下来，带着恰到好处的哀伤，“但将个别不幸的医疗事件与我们的产品直接粗暴地关联起来，是不负责任的。

     每一个案例都有其复杂性。

    至于所谓的‘压力’和‘赔偿’，我们始终在法律框架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与相关方进行沟通。

     我只能说这么多，涉及患者隐私和法律程序，请恕我无法透露更多细节。

    ” 他再次将皮球踢开，用隐私和法律作为挡箭牌。

     他自信，在现有证据下，没有人能真正抓住他的把柄。

     他正准备示意下一位提问者，语调依旧保持着那种掌控全局的从容与自信，然而—— --- 两分钟前，酒店外几个街区，一辆看起来饱经风霜的十八轮重型卡车驾驶室内。

     马库斯·索恩坐在驾驶座上，收音机里正转播着新闻发布会现场的声音。

     阿尔伯特·贝克那圆滑、虚伪、带着居高临下“悲悯”的声音，像钝锯一样割磨着他的神经。

     但他脸上并没有表现出狂暴的愤怒，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如同暴风雨来临前死寂的海面。

     他用粗糙的手掌擦去挡风玻璃内侧因呼吸而凝结的薄薄水汽，动作缓慢而机械。

     手指触碰到挂在后视镜上的一个小小的、褪了色的毛绒海豚挂件。

     那是艾米丽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

     他的目光在上面停留了一瞬，那双曾锐利如鹰隼的眼睛，此刻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翳，像是燃尽的炭火。

     收音机里，贝克的声音还在继续。

     像某种令人作呕的背景噪音。

     马库斯想到了很多。

     想到了几十年前，那位在达拉斯敞篷车里中弹的“肯纳迪”（Kannedy），权力与阴谋的牺牲品。

     想到了那位在华沙下跪的“威利·布兰特”（WillyBrant）。

     想到了那些锈迹斑斑的工厂、倒闭的矿井、战争归来后支离破碎的灵魂… 幻灭感，如同陈年的威士忌，辛辣而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