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重整旗鼓威震江淮】 梅姑的离世，如同在彭玉麟生命的苍穹中抽走了最亮的那颗星辰，他的世界陷入了漫长的黑夜。

    那一口喷在绝笔信和红梅图上的心头之血，似乎也带走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丝温热。

    自此，“雪帅”之“雪”，不再仅仅是形容其用兵之奇诡、临阵之冷静，更添了一层内心永冻的悲凉与孤寂。

     九江前线，战事依旧胶着。

    彭玉麟将无尽的悲痛强行压制在冷峻的面容之下，全部精力投入到军务之中。

    他处理公文更加勤勉，巡视营垒更加频繁，操练水师更加严苛。

    唯有如此，才能暂时麻痹那蚀骨剜心的痛苦。

    夜深人寂时，他才会取出那幅染血的《红梅图》和梅姑的绝笔信，就着昏黄的灯火，默默凝视，一坐便是半夜。

    那方“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印章，被他用丝线牢牢系在胸前，紧贴心房，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梅姑最后的一丝气息。

     咸丰六年（1856年），对于湘军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

    石达开用兵如神，在江西战场屡挫湘军。

    是年秋，太平天国内部爆发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回师天京，江西压力骤减，这才给了湘军喘息之机。

     彭玉麟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与杨岳斌等水师将领全力整饬在湖口之战中受损的水师。

    他总结湖口失利的教训，认识到水师不能冒进，必须与陆师紧密配合，稳扎稳打。

    他大力扩充船队，增造坚固战船，尤其是仿造和改进的“长龙”、“快蟹”等大型炮船，增强了水师的正面攻坚和火力输出能力。

    同时，他更加注重水勇的训练，尤其强调在复杂水道、恶劣天气下的操舟和作战能力。

     在此期间，他与坐镇南昌的曾国藩书信往来频繁，不仅商讨军务，也偶尔流露心声。

    在一封致曾国藩的信中，他写道：“自遭家难，万念俱灰，唯以此身报效国家，或可稍减罪愆。

    水师经此整顿，规模初复，士气可用，但求稳慎，不敢再涉险躁。

    ”曾国藩回信深为慰藉，并勉励他“化悲痛为力量，此正男儿报国时也”。

     彭玉麟将梅姑遗物中的那枝干梅花，精心保存在一个紫檀木匣中，随身携带。

    每当决策军国大事，或心绪难平之时，他便会打开木匣，看着那虽已干枯却形态犹存的梅花，仿佛能从中汲取到梅姑所代表的坚韧与清贞的力量。

    他的笔下，梅花越发苍劲，墨色更加沉郁，题诗也常带悲凉之音，如“孤根历尽冰霜苦，未肯随风委路尘”，“心似寒梅已成铁，拼将碧血染乾坤”等句，既是对梅姑的怀念，也是自身心境的写照。

     咸丰七年（1857年）以后，战争重心逐渐东移。

    湘军战略目标转向夺取安徽，进逼天京。

    彭玉麟统帅的湘军水师（时已与杨岳斌部分开，彭主要负责下游战事）成为长江上的绝对主力，承担着掩护陆师、运输粮饷、封锁江面、攻坚城池的重任。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湘军陆师李续宾部进攻太平军重兵防守的九江府。

    九江城高池深，太平军守将林启荣防守极为顽强。

    彭玉麟率水师牢牢控制江面，昼夜轰击城墙，并彻底切断九江与外界的任何水上联系，使城内守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是役，湘军陆师采取地道爆破之法，终于攻克九江，林启荣以下一万七千余守军全部战死，场面惨烈。

    彭玉麟虽对敌军之顽抗感到震惊，但也深知此战对打通长江航道、威慑天京的战略意义。

    九江克复，湘军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