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蒙特州，伯灵顿市郊。

    一场新雪过后，天地间一片素裹银装。

    在距离尚普兰湖不远的一座朴实无华、甚至有些年代感的木质房屋前，积雪被仔细地清扫出一条小径。

    屋檐下挂着的风铃，在凛冽的寒风中发出清脆而孤寂的叮当声。

     这里，是伯尼·桑德斯的家。

    一个与他“民主社会主义者”标签、国会山要职身份显得格格不入的，普通到近乎简陋的居所。

     2023年1月20日，一个在米国日历上并无特殊意义的日子。

    但对桑德斯而言，却非同寻常。

    他拒绝了所有媒体采访和党内会议，早早地坐在客厅壁炉旁那张磨得发亮的旧扶手椅上，静静地等待着一位特殊的客人——克里斯芒娜·希尔。

     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橙黄的光晕跳跃着，映照在老人沟壑纵横的脸上。

    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粗线毛衣，深陷的眼窝里目光深邃，投向窗外那片被白雪覆盖的松林，思绪却早已飘向了更远的地方，飘向了他那漫长、坎坷的一生。

     1941年，纽约布鲁克林。

    一个拥挤、喧嚣、弥漫着贫穷和移民汗水的街区。

    空气里永远混杂着廉价披萨、熟食店腌黄瓜和地铁铁锈的气味。

    年轻的伯尼·桑德斯，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普通的犹太移民家庭。

     父亲埃利（EliSanders）是个苦苦挣扎的油漆推销员，母亲多萝西（Dorothy）操持家务。

    家里的墙壁薄得能听到邻居的争吵，生活拮据得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布鲁克林没有帕克大道的金碧辉煌，只有为了生存而奔波的疲惫身影和底层社会难以逾越的阶层壁垒。

    这份刻入骨髓的对贫穷和不公的体验，成了桑德斯政治灵魂最初的底色。

     1960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

    那不是象牙塔，而是熔炉。

    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之声响彻全国，非暴力抗争的浪潮席卷校园。

    桑德斯不再是布鲁克林那个懵懂的少年，他成为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积极分子。

    他亲身参与了静坐示威，在种族隔离的餐厅里，承受着白人的辱骂和推搡，只为争取最基本的平等权利。

    他永远不会忘记1963年8月28日，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他站在林肯纪念堂前，挤在二十五万汹涌的人潮中，聆听着马丁·路德·金博士那振聋发聩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