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后的大娘头都没抬，指甲缝里嵌着黑垢：“包子三分钱一个，六毛钱二十个，还需要一斤的粮票。

    ” 她接过钱和粮票的动作就像一台机器，眼皮都没抬一下。

     饭店里人声鼎沸，八张桌子坐满了穿棉袄的工人和背行李的旅客。

     郑硕盯着墙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掏出了下放前父亲塞给他的油纸包裹——里面还有着几张五元钞票和五斤的全国粮票。

     此刻油纸包裹就缝在他的棉袄内衬的口袋里面。

     这年月，全国粮票属于“硬通货中的硬通货”，如果不是父亲提前给他塞了点，此刻郑硕也只能在寒风里啃冻窝头。

     “拿好。

    ” 大娘从郑硕的手里接过钱和粮票，又手轻脚快地把后厨递出来的包子用油纸分成3份装好，推了过来。

     指了指墙角的热水瓶，“那些热水瓶里面都有着热水，你自己过去灌就好，不用钱的，不过要注意别洒的到处都是。

    ” 70年代，东大大陆实行的是票据制度。

     但是随着郑硕下放，户籍也跟着转入农村，纳入了“农业人口管理体系”，不再适用城市粮票供应。

     而是根据“基本口粮+工分粮”生产队集体分配的模式，这既保障基础生存需求，又体现了多劳多得分配原则。

     “哎哎哎，知道了！谢谢大姨！谢谢大姨！”郑硕还是陪着笑脸。

     他接过包子，用手隐晦地压了压头上的帽子，把自己的面容遮掩在了帽子的下边。

     走出饭店，郑硕躲进巷口死胡同。

     油纸包里的包子还温着，他狼吞虎咽地吃掉一份，油脂顺着嘴角流下，让他想起水利队难以下咽的窝头。

     他很清楚，“农业人口”身份意味着什么—— 根据生产队的“基本口粮+工分粮”分配制，他累死累活一年，也未必能换来一斤细粮，就别说自己还是“下放改造”的人员了。

     而眼前这六毛钱的包子，若不是父亲在下放前偷偷塞的粮票，根本就无从购买。

     七十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