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街的骑楼下，穿短衫的苦力扛着藤箱匆匆走过，箱角的铜环叮当作响。

     转角的报刊亭里，《星岛日报》的头条用红墨水写着“恒生指数跌破500点”，老板正用鸡毛掸子扫着玻璃柜上的灰尘。

     深吸一口气，将身份证重新放回口袋，指尖隔着布料反复摩挲那串烫金编号。

     身份证是新的，却比公文包里那两张泛黄的存折更让他踏实，在这片挂着米字旗的土地上，合法的身份比没到手的金钱更加重要—— 因为那是自己最后的退路。

     郑硕想起了偷渡时藏在芦苇丛里的夜晚，也想起了水腥气裹着寒意往自己骨头里钻时的痛楚。

     那时的他只敢肖想“能活着到香江就好”，哪敢盼着能拥有一张印着自己名字的身份证。

     没有熟人，没有靠山，他清楚以自己此刻的分量，在香江这种地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了别人嘴里的“肥羊”。

     所以等定制西装的那三天里，他一直在找能够成为他临时“靠山”的存在。

     他把周围的街巷踩了个遍，先施百货的玻璃柜台里，瑞士怀表的指针转得飞快； 永安公司门口，穿旗袍的小姐拎着纸包，里面露出半截珍珠项链。

     最后最终在《星岛日报》的报栏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祈理士律师事务所”广告的头版广告晃花了他的眼—— “殖民地最高法院认证”“三十年执业经验”，每个字都像块砝码，压得他心头发紧，郑硕很清楚这些字样代表着什么。

     他当即就做出了决定—— 要找就找最顶尖的“靠山”；只有顶尖的，才能够镇得住场子。

     12月的香江，湿气裹着热意，像浸了水的棉絮往人毛孔里钻。

     “先施百货”的霓虹招牌在午后就亮了起来，粉光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像泼了一地胭脂。

     穿短衫的行人与西装革履的洋人擦肩而过，洋人的怀表链在阳光下闪了闪，短衫客肩上的扁担压弯了竹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