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那两百块钱，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人太多了，空气里全是汗味、方便面味，还有一股子海鲜干货的腥咸，混着听不懂的鸟语，直往人脑子里钻。

     后背的伤火辣辣地疼，每走一步，脚踝都跟针扎似的。

     当务之急，是找个地方先躺下，把自己处理一下。

     旅馆我是万万不敢住的，浑身上下就二百块，不知道得坚持多久。

     我瘸着腿，顺着人流往那些灯光昏暗的小巷子里钻。

     专挑那种门口挂着“住宿”两个字、连霓虹灯都舍不得装的破地方。

     最后，我在一条能闻到厕所味的巷子深处，找到一家叫“广源旅社”的。

     老板是个瘦老头，穿着白背心，正拿个小本本算账，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住店？”他用半咸不淡的普通话问。

     “对，最便宜的床位多少钱？”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逃犯。

     “二十，”他头也不抬，“押金五十，身份证。

    ” “大哥，行个方便，”我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一根，“我从重庆过来，钱包在车上被摸了，身份证也在里头。

    您看，我就住一晚，明儿朋友就给我送钱来了。

    ” 老头终于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圈，从我皱巴巴的衬衫，看到我脸上没消肿的淤青，最后停在我瘸了的腿上。

     他没接我的烟，吐出一个字：“三十。

    ” 我心里骂了句娘，脸上还得堆着笑：“要得，三十就三十。

    ” 交了钱，老头扔给我一把油腻腻的钥匙，指了指楼上：“三楼，307，厕所公用，热水晚上八点到九点。

    ” 房间小得可怜，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一张缺了角的桌子，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依稀能看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标题。

     反锁了门，我像一滩烂泥瘫在床上，感觉全身骨头都散了架。

     我不敢睡死，迷迷糊糊躺了一个多钟头，挣扎着爬起来。

     脱下衣服，后背一片青紫，蹭破皮的地方已经和衬衫黏在了一起，轻轻一撕，钻心的疼。

     脚踝也肿得像个馒头。

     我从腰间解下那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匣子，摊在床上。

     在万州，它是我发财的希望； 在深圳，它是催命的阎王符； 我摸着上面冰凉古朴的纹路，特别是那些诡异的“蝌蚪符”，心里一阵发狠：“等老子翻身了，一定弄死你们这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