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成绩，而且在全军中都算是凤毛麟角。

     若非自己受伤，提出转业，而地方政权的确需要稳定，部队绝不会轻易放人，此时后方有着数以万计乃至十数万的俘虏亟待思想改造，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仅是口号，更需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将其化作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

     哪怕是以后的千余位将军里，受过系统教育的不过区区66人，精通军政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型人才，更是比黄金还要珍贵。

     多的是如李云龙一样的主官虽然战斗经验十足，但对于行政却是十窍开了九窍……… 而组织的关注，从那篇《论农村合作社军事化改造》的论文，便见端倪。

     他的文章早被辗转呈送到多位首长案头，字里行间对农村组织化改造的深刻见解，与发展规划的远见，尽管那时还是战争时期我军胜利与否犹未可知，但这份论文依旧被封存为机密文件。

     此后多年，即便他在前线浴血奋战，上级始终关注着他这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干部。

     毕竟，解决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夯实农村基层政权，是关系到我军根基的核心命题。

     而刚刚解放的昌平县，既有北方农村典型的生产结构，又毗邻平津要地，正是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绝佳试验场——在这里取得的经验，将为全国解放后的政权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却不容乐观。

    除了少数久经考验的高级干部，多数投身地方政务的同志都是新兵蛋子。

     不少干部虽有满腔革命热情，却因文化水平有限，甚至大字不识几个，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工作往往力不从心。

     无奈之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大量聘请民主人士参与政务管理。

    这些民主人士虽有专业知识与管理经验，但在思想理念与政策理解上与我党存在差异，必然导致政令执行中会层层折扣，甚至会被歪曲。

     在这样的背景下，兼具军政经验与理论素养的他，无疑成为了地方政权建设中急需的定盘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