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日，婉容便在这处隐秘的安全屋暂时安顿下来。

     屋子不大，陈设简陋，但比起长春同德殿那令人窒息的华丽牢笼，这里却让她感到了久违的松弛。

     她不再需要时刻维持皇后的仪态，不必担心言行失当会带来何种后果，甚至可以自己动手整理床铺，学着使用煤球炉烧水——这些在以往看来不可思议的“粗活”，此刻却带着一种新奇的、活着的实感。

     张宗兴并不常来，他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

     但每次过来，总会带些新鲜的吃食，或是一两份报纸，偶尔还有几本看似随意、实则精心挑选的书籍，多是些介绍外界时局或新思想的小册子。

     他话不多，多是询问她是否缺什么，住得是否习惯，叮嘱她不要随意出门，注意安全。

    他的关心是内敛而实际的，像他这个人一样，沉稳可靠。

     婉容大多时间独自待在屋里。

    她开始仔细阅读张宗兴带来的那些书报，那些关于“民主”、“科学”、“民族觉醒”的字眼，对她而言既陌生又震撼。

     她仿佛透过这些文字，看到了一个与她认知中截然不同的、正在剧烈变革的中国。

    她时而沉思，时而蹙眉，过往的认知与新接收的信息在脑海中激烈碰撞。

     这天下午，张宗兴难得有空，过来查看情况。

     他进屋时，看见婉容正坐在窗边的旧沙发上，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天光，专注地阅读一份《申报》，侧影在光线下显得安静而美好。

     她读的是关于日军在热河暴行的报道，手指紧紧攥着报纸边缘，指节有些发白。

     张宗兴没有打扰她，默默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过了好一会儿，婉容才放下报纸，抬起头，眼中带着未散的悲愤与一丝迷茫。

     “张先生，”她轻声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我以前在宫里，读的都是《列女传》、《女则》，听的都是‘祖宗家法’、‘万国来朝’。

    我以为天下就是紫禁城那么大，以为大清的规矩就是天下的道